丁鹏：职业公益法律人的民胞物与

在现实的社会评价标准中，做公益并不是一个法律人最好的职业选择，但是丁鹏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乐此不疲。这位年近而立的青年，在珞珈山下的公益法中心里，通过推动一个个项目的开展，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2014年10月，在武汉第九届“尚权刑辩论坛”现场，丁鹏提到了从法律援助的视角保障律师的刑事辩护权。虽然在看守所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与律师的辩护有一点区别，但他认为，这是保障公正审判的前提。

 当时，丁鹏向在场的200多名刑辩律师及专家介绍了“值班律师制度”——这是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简称“公益法中心”）在过去很多年里面一直在做的项目，他是项目的主管。

主席台发言结束，在返回座位的途中，丁鹏迅速被参加论坛的媒体和几位专家围住，“值班律师制度实践的可能性有多大？”“不会影响公安部门办案吗？”“值班律师在看守所里都干什么？”……

丁鹏站在会场的过道里，面对在座发问的专家，他身体前倾，详细回答了每一个提问。

“他成长得很快”

12月6日的长沙，丁鹏专门就自己负责的这个项目举办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与值班律师能力建设”研讨会。从邀请相关专家、实务人员到食宿安排以及会议主持，他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这些年啊，他的成长确实非常快。”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勃私下里聊起丁鹏时评价道。

  彭勃这些年一直关注刑事法律援助以及丁鹏的项目。3年前，彭勃第一次见到丁鹏是参加武汉大学张万洪教授的研究项目，“那时他刚走出校门，还一脸青涩，一身书生气。”而现在，他对丁鹏的快速成长评价很高。

几年前的丁鹏，正如彭勃评价的那样：青涩、内敛、沉默，而如今，他能本着民胞物与的精神，以湖北省为中心，到全国各地四处访谈，应酬往来，以及协调利益相关人。慢慢地，丁鹏具有了更加练达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看起来外向，甚至“话唠”的性格。

通过做项目调研和试点，他去过许多地方。比如说湖北黄冈的罗田县，他已经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次。

从2011年开始进行“完善未决羁押期间有效刑事法律援助机制”项目以来，每年他都要坐车来罗田两次。他对罗田县的熟悉，不仅是知道这里有特色的吊锅和特产板栗，而且罗田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以及看守所的负责同志都认得他。

当看守所管教民警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本和笔，认真记录和询问，像是求知若渴的学生。

 丁鹏的身上具有某种“情怀”，这从他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一遍一遍介绍他的研究项目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在罗田县走访结束时，路上重复多次“每次来罗田都有新的进展，都有新的收获”的欣喜面庞上可见一斑。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陈虎评价：“中国的权利制度结构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权利的异化，呼吁的权利落实下来了又真正能够建成西方曾经所向往的权利吗？这值得我们反思。立法工作是宜粗不宜细，那么试点工作宜细不宜粗，这就是丁鹏做的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探讨问题时，丁鹏喜欢双手抱在胸前，有时候右手会放在下巴处做沉思状；而放松状态的他总是双手随意插在西裤口袋里，并始终面带微笑。

工作时的他总是西装革履，他承认一方面是受欧洲西装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导师张万洪，“他给我们上课一直都穿西装。”他很注重格调和细节，比如两天的会议，他会带两套西装，并且根据西服的颜色搭配不同的领带。

他在努力追求一种精英气质。“虽然我们关注的是些边缘的、残障的人士，但我们搞研究的要有精英的气质。”说这话时，丁鹏带着嘴角两个浅浅的酒窝仰面微笑，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散发着光芒。

职业选择

丁鹏的身上具有典型的湖北人的性格：温和、内敛，毫不张扬。

1986年春，丁鹏生于湖北荆门的农村，他在那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期。200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读书。研究生时，他师从张万洪教授进入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实习，开始做项目。张万洪长期致力于人权研究和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曾参与我国首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丁鹏的职业规划影响很大。

2009年，丁鹏以法理学硕士毕业，成为公益法中心第一名全职项目主管。对于职业选择，他淡淡地说：“这是一种现实吧，你实习的时候在哪个单位，毕业工作就可能留在哪个单位。”

刚毕业受邀做这样一份项目管理工作，丁鹏把它当作是过渡，或类似于欧美毕业生的“间隔年”。至少他跟家里的说法是，暂时先给老师帮忙，做项目，做研究。另外很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不能一直待在学校里，要先投身社会实践，有所历练，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研究兴趣和好的研究方向。”

没想到时光荏苒，在公益法中心丁鹏一下子就做了5年。过去的5年，他庆幸自己依然有阅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成长，未曾辜负自己的青春。

但是，每次跟同学好友聚会，他都要面临怎样跟大家解释自己的职业规划问题。刚毕业的一两年，大家都处于职业发展的探索期，差别不大。慢慢地，同学们开始安顿下来，做律师、公务员，进银行和企业，出国深造等等。然后，他们挣钱有了积蓄，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定居各地。而自己，虽然相比其他公益机构的工资会高一点，但在同学中依然有所差距。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做项目有一个对丁鹏来说很诱人的“福利”——出国交流。

在机构的支持下，丁鹏已经去过欧洲和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看到不同的风景。”他开心地回忆起那段经历，“能够通过很多当地的法律与发展项目，反观中国社会数十年法治进程的坎坷，进而从世界通史发展的角度，比较中西文化，体会800年来宪政发展的潮流，为自己的求知与力行找到理想支点。”

独当一面

 张万洪教授对中心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必须能独当一面，自己承担项目。

而刚开始做项目时，丁鹏面对比自己年长、资历深的学者也会“默默飘过”，但经过几年的历练以后他已经跟很多专家、学者成为朋友，并使他们参与到自己的项目中来。

丁鹏喜欢举办这样的会议：把学界和实务界的人聚到一起，不用特意排座位，大家随便坐，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做名牌。并且，丁鹏办会议最开始有一个特色的环节：与会人员按照自己省份所在纬度排序，站成一排，自报家门。

在这次长沙举办的研讨会上，大多数与会者都是丁鹏的“老熟人”，以至于会上互动氛围特别好——有争先恐后发言的律师，也有毫不忌讳“泼冷水”的教授。

12月7日中午，研讨会顺利结束，吃完自助餐的丁鹏长长地伸了下腰骨，整个人的状态都轻松了许多。对于“值班律师”这个项目，他说，“到年底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项目要做，同事的活动也要帮忙、参与。”

很忙——这也是他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评价。他甚至于要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每天要做的大量琐碎事情，以防遗漏。

法律与文学

对丁鹏而言，读书、求知已成为他业余生活的重心。

前段时间他读过一本作家格非写的关于《金瓶梅》的文学评论《雪隐鹭鸶》，他深受启发。

“许多文学作品都可以从法律的视角去解读，比如说格非的这本书。”他用依旧带有轻微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解释，“鹭鸶是一种白色的鸟，它隐藏在雪地里，只有当它飞起来时才会被发现。”

在谈论文学和法律的关系时，他提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比如他谈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公正审判是国际标准，我认识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那么在中国怎么去做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基层的看守所、基层的法院、基层的办案部门等等，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就这一套本土的逻辑而言，用本土的智慧、本土的试点推动公正审判的顺利进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也喜欢读美学，研究法律与美学的关系。他说：“人权也是美学，对人尊严的践踏也是对美学的破坏。”

他读文学、读美学，但归根结底又回到了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美学的联系。看电影也是一样。大部分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隐遁在电影院黑暗的环境中，透过打在荧屏上的光影，思考影片情节涉及的法律问题。

当被记者评价说“原来你看电影也是带有目的性的”，他想了想赶紧反驳说：“也不是吧……比如《亲爱的》我就是纯粹去看的。”说完，大笑。

未来，丁鹏打算读完博士，“最开始（读博）的目的是想要在大学里教书，这也是我跟父母承诺的。因为欧美，包括香港的许多大学很看重你先在某个NGO组织里干几年，积累了经验，然后进大学教书。”

但现在他说并不一定会教书，“如果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和公益法行动，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的认识，将自己的才能服务于社会进步那更是两全其美。”

随着公益法中心建设的日渐成熟和自己事业上取得的进步，他会把自己的职业解释给父母和亲友们听。

“父母比较支持，他们只是担心我能不能讨到老婆吧。”说完，丁鹏嘴角上的两个酒窝又蹦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