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赔偿运动日”和记者节

    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保障人权的提案，并提出政府对“未决拘留”或者拘留超过法定时间的予以赔偿，但“未蒙采纳”。1931年6月，全国律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再次提出我国实行刑事赔偿制度的必要性。1933年6月4日，全国律师公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决定将沈钧儒等人提出的《本会应建议立法院制定冤狱赔偿法案》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

    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每年的6月5日为“冤狱赔偿运动日”，同时确立了《冤狱赔偿法原则草案》《冤狱赔偿运动工作大纲》和《冤狱赔偿宣言》。1935年6月5日，第一个冤狱赔偿运动日，全国律师公会招待了党、政、司法各界长官和公团代表，沈钧儒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与此同时，一系列活动陆续有序展开，一些专家学者相继在著名的法学期刊上设立专栏，研讨冤狱赔偿问题，各大主要媒体、报刊业纷纷作出了报道，表示支持。

    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律师协会和冤狱赔偿运动的支持，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冤狱赔偿运动的高潮。1936年5月5日，在各方面社会关注和民主宪政的口号下，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二章第二十四条就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作出了规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宪法专条的形式规定国家赔偿制度。冤狱赔偿运动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

    与冤狱赔偿运动相关的还有一个事件，1933年1月21日，《江声日报》总编辑刘煜生被押上刑场，这是国民党政府自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起报案，也是唯一一起新闻工作者以文字狱被错杀的冤案。刘煜生之死，顿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发表宣言，指出“此一血案，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之暴行，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

    全国律师公会也通过决议，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控诉，以维护法律。面对一片抗议声浪，国民党当局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由陈果夫取代顾祝同，并发布《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由于这个通令是9月1日发布的，因而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民国时期的记者节。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