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划船社区的26个社会组织

    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借助社区邻里中心这样一个居民自治互理枢纽型的孵化器，通过社会组织项目化运作，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以及居民需求，集草根的力量，解决居民多元化需求，探索出一条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新路径。

    46岁的徐军26年前因工作挫折患上了自闭症，从此吃喝拉撒在床上度过，再没开口说一句话，哪怕是对照顾他的母亲。

    但现在，他已经能生活自理，还能做手工活挣钱，与人交流也无障碍。创造这一奇迹的并非医术，而是一个叫“助残服务梦工坊”的社区社会组织。

    “梦工坊”里聚集着精神病患者、盲人、聋哑人、弱智等残疾人，他们像徐军一样，自强自立，融入社会，快乐地生活。

    “梦工坊”是浙江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项目化运作的社会组织，由企业资助。这样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区有26个，用以解决“政府忙不过来、市场不愿做”的社会问题和居民需求。

    探索实践至今已有10多年，现在，划船社区的做法已推行到全江东区，并引起中央政法委的关注。在11月3日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通过视频连线与划船社区党委书记俞复玲对话交流。1个多月前，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训秋专门视频调研了划船社区，并对其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政府忙不过来

市场不愿管”

    徐军患上自闭症后就一直与母亲一起生活。很难想象，这26年徐军母亲是如何过来的，看着儿子像个哑巴一样天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会做，母亲的眼泪都哭干了。

    在同一街道的朱雀社区，自从15岁女儿刘春焱因病双目失明后，景雅芳的家庭就散了，她为此辞职照顾女儿。8年来，每天，她带一只小凳子、一把雨伞和干粮牵着女儿的手在宁波四处游走。有时坐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

    “女儿的眼睛看不好，也没钱看，女儿不爱呆在家里，喜欢外面走动，只要她快乐，我做什么都愿意。”景雅芳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而对于在徐军同一社区的精神病患者王伟来说，是个人见人怕的“武疯子”。王伟一发病就到处骂人打人。王伟的父亲管不了他，也没钱长年送他住院。

    这些困难家庭在中国城市中并不少见，他们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为“政府忙不过来，市场不愿管”的群体。

    划船社区尝试通过建立民间社会组织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个过程他们走了10多年。在俞复玲看来，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靠社区居委会13个社工无论如何服务也跟不上居民的需求。尤其是居民个性化需求及差异化需求越来越明显。”俞复玲说，“我们的想法是集草根的力量，搭建自治互理的平台，居民需求什么，就培育什么。”

    最早形成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是“糖尿病俱乐部”。在这个有大量糖尿病老人的社区里，83岁的陈明德是这个社会组织的发起人。

    “当初患了这个病感到很恐惧，一度失去生活信心，现在大家在一起经验交流，鼓励，帮助，只要按时吃药、控制饮食配合锻炼，生活与健康人没两样。”70岁的刘敏仙高兴地说。

    现在，这个俱乐部已汇集了来自不同社区的300多名糖尿病患者，已延伸到解决家庭其他方面的问题。

    2008年，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宁波市首个“邻里中心”在划船社区成立。居民有兴趣成立社会组织可直接找“邻里中心”，“邻里中心”提供帮助指导和负责备案管理。邻里中心是居民自治组织，中心组长、副组长都由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居民担任。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有了这个孵化平台，社会组织在划船社区如雨后春笋涌现。60多名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志愿者组成了“老娘舅协会”，专门调解家庭矛盾纠纷。社区里所有的家庭矛盾纠纷都被他们化解。

    由退休女教师高佩青牵头成立的“牵手缘”红娘俱乐部热心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自去年8月成立至今有1000多名男女在俱乐部登记，已有6对喜结良缘。

    现在，划船社区的居民都能在社区里找到自己感兴趣或需要帮助的社会组织。喜欢文体的有快乐读书坊、墨香缘书画社、红叶舞蹈队、红石榴艺术团等；需要家电维修、理发等服务的有“阳光8号”服务队；空虚寂寞的有“大道吧”；下岗失业的有春风就业服务队；生活困难的有低价或免费提供生活用品的“爱心超市”；没空接孩子放学的有“四点钟学校”……

    “但在培育社会组织过程中遇到了问题，缺经费、缺资源、缺专业人才，我们就找合作方。单打独斗满足不了多元化的需求。”俞复玲说。

    划船社区称之为公益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下，通过居民提出服务需求，社区出项目策划，社会组织出人力，企业出资源的形式，保证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实施，而所有的项目选定和延续都须经过居民代表大会表决。

    这一模式也为众多的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提供了平台，社会组织以竞争创投的形式选择合作单位。像“心理话聊室”，就是由百合心理咨询公司多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承接该项目，定期对精神病患者、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以及有心理疏导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

    像春风就业、周五帮办、美丽窗台打造、单亲家庭幸福扶手等服务项目，都是借助“项目化合作”，划船社区至今已有16个项目化运作。

    徐军他们所在的“梦工坊”就是由多个企业承接。企业提供一些零部件加工，徐军他们做成成品，企业支付报酬。

    在“梦工坊”，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看到，一盒盒精美包装的产品堆放在墙边，墙上挂的、橱柜摆放的是五彩缤纷的手工艺品，都出自这些残疾人之手。工闲时，10名残疾人围坐在桌子旁聊天。一名社区志愿者在一旁说着鼓励的话。

    “梦工坊”彻底改变了这些残疾人的人生。

    景雅芳也天天陪着女儿到“梦工坊”来，她说，女儿一天能做100多只外贸加工活了，每天晚上睡觉时会给她道晚安，说她好开心。“女儿能有今天，真的是要感谢‘梦工坊’。”

我的家园我做主

    11月25日下午，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来到划船社区邻里中心，几名老人正在吹拉弹唱越剧，这是“相约星期二”活动，空巢、独居老人会在这天下午相聚，看电影、唱卡拉OK及文艺活动。

    划船社区党委副书记王瑶告诉记者，这里每天下午都有活动，周一是“墨香缘书画社”；周三是“大道吧”，老人聊天，有主题发言；周四是“牵手缘红娘俱乐部”；周五是“帮办”，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买菜、配药、代缴费等服务；周六是戏剧“票友”室；周日是腰鼓队、健身队排练。

    每天，这里有两名居民志愿者值班。记者遇到的是毕德志和张碧静两位老人值班。毕德志是“周五帮办”服务社的发起人，也是社区墙门自治委员会成员，张碧静是墙门小组长。

    在12月份的值班表上，记者看到有40多名志愿者来值班，他们都是老人。在划船社区，共有2000多名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我们为什么要做志愿者？因为社工很尊重我们居民，真心为居民服务，我们就想出一份力，共同把小区搞好。”

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新路径

    经过6年的实践，划船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管理和运行机制已经成熟，即借助邻里中心这样一个居民自治互理枢纽型的孵化器，集草根的力量，解决社会差异性需求。通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以及居民需求，整合资源，汇集力量，最终实现居民需求的满足。

    “我喜欢这里，舍不得离开这儿，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在划船社区居住了近30年的居民朱桐英又一次拒绝了儿子们的好意，不愿离开。她的两个儿子都曾让她搬到新区的大房子去住，都被她拒绝了。

    在江东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吴敏刚看来，这种社区参与式治理的新路径，突出了“自治”两个字，它改变了政府传统的家长、保姆式的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实质上是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领域的转型和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划船社区的做法正是践行了这一精神。”吴敏刚表示。

    党的十八大代表俞复玲并不认为划船社区的经验是独有的，她认为完全具有可复制性。“社会组织不在多与少，而在于居民的需求，居民需求永远存在，要善于发现需求点，设计、培育社会组织，这就要动脑筋，要有为民服务的理念。”

    2012年10月，江东区在总结推广划船社区经验的基础上，组建了区级邻里中心，旨在打造全区社会组织的服务中心、社会治理的参与中心和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心，为全区社区邻里中心提供全方位的资源支持和业务支撑，并出台了相关文件，对社区邻里中心的人员配备、资金、场地等作出规定。

    江东区财政提供经费保障。民政部门每年不少于50万元福彩公益金，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和奖励示范组织。2012年，江东区组织了社区公益伙伴洽谈会，现场发布的55个社区公益项目被合作单位一抢而空。

    江东区委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李海滨告诉记者，至今，江东区已有899家社区社会组织，实施了113个公益创投项目，并形成了政府扶持、社区“点菜”、邻里中心运作、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参与、第三方监督的“六方联动”公益创投跨界合作机制。

    2012年，江东区社区邻里中心建设项目获中国社会创新奖入围奖。联合国副秘书长格林斯潘女士通过实地考察后认为，江东邻里中心的运作模式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跨界合作，发动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