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官巨腐”现象透视
在很多人看来,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巨贪肯定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官。殊不知,近些年来,官位不及“七品芝麻官”大的科级、股级干部频现大盗之举,“小人物”已俨然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
河北省秦皇岛市“亿元贪官”事件继续发酵。事件主角为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其在今年2月份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后,办案人员在他家中除了搜出37公斤黄金和68套房产手续外,还搜出包括美元在内的上亿元现金。
该案情披露后,不少网友感慨:“小官巨腐”的“苍蝇式”腐败,比“老虎”还严重。
彼时,在纪检部门此前查获的科级贪官贪腐案中,曾也有两个“苍蝇式名人”,一是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穆新,被查处时发现其资产过亿;另一个为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达1.45亿。
“虽然马超群被查获的现金与上述二人不相上下,但加上房产和黄金等的折现,会远远超出穆新和罗亚平。”河北省纪检部门一人士称。
出人意料的是,11月13日晚,马超群的母亲张桂英却在秦皇岛举行新闻发布会,称马超群的钱财并非来自贪污,而是自己丈夫马秉忠生前合法经营所得。
11月14日上午,秦皇岛市检察院迅速作出回应:“如果没有掌握相关证据,不会对马超群采取相关措施。”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院于今年3月18日出具的查封扣押马超群涉案财物文件清单中看到,当日扣押美元428452美元,人民币9002万元。
“这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秦皇岛市水利系统一官员对记者说,实际上,马超群案更需要反思的是“小官巨贪”背后的基层官员生态。
“小官巨腐”问题凸显
河北“小官巨腐”案件并非马超群一例,但该省“小官巨腐”现象却在全国具有典型性,首先点出该问题的为中央第六巡视组。
今年7月29日至9月25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对河北省进行了巡视,10月30日,组长王正福代表巡视组向河北省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其中,把“小官巨腐”也列进反馈的情况报告里。
11月7日上午,河北省召开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动员暨警示教育大会。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出席会议并讲话,河北省纪委书记陈超英通报了有关案件情况。
记者获悉,截至10月底,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808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同比增长了183%,河北省纪委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省管干部达20人。
另外,这次会议不仅重点通报了河北省人大原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学库,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范绍会,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副厅级)等6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还通报了8起“小官巨腐”案件。
这8起“小官巨腐”案件中就包括马超群案。一位参加该会议的人士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当日会议上并没点名,只说是秦皇岛市某科级干部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在其家中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
但这位“秦皇岛市某科级干部”很快被媒体“锁定”为马超群。实际上,记者在河北省纪检机关的通报中看到,除马超群案外,该省其他“小官巨腐”案件涉案的金额同样惊人。
如河北省“某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某市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某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某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元”。
无一例外,这些涉案官员均受到了相关处理。河北省纪检机关要求全省“以案为鉴,从案件中汲取教训”。
“此次河北反腐形势很严峻!”石家庄市纪委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而为了不折不扣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进下去,河北省委根据中央和中纪委要求,出台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意见。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称:“要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省委书记抓好市委书记和省直单位党组书记,市委书记抓好县委书记和市直单位党组书记,县委书记抓好乡党委书记和县直部门党组书记,一级一级抓下去,带动形成反腐倡廉的大气候。”
河北省纪委书记陈超英在通报上述案件时,还重点强调了要“吸取权力监督有盲区、‘小官’有特权的教训,强化对腐败多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
“大家总是关注纪检部门打了多少‘老虎’,可基层以及低级别官员腐败更加严重。”上述石家庄市纪委工作人员称。
实际上,今年中央进行首轮巡视时就曾发现,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而“苍蝇式腐败”在最新一轮巡视发现的问题中仍比较突出,且相当普遍,甚至涉及半数以上被巡视地区。
记者另获悉,除了河北外,中央巡视组还发现广西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上海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西藏一些基层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
基层官员“淘金”城镇化建设
在河北“小官巨腐”没有被通报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小官巨腐”现象。
今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徐光春代表巡视组向北京市领导班子进行情况反馈时称:“在各层级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工程建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部门和领域的腐败案件相对集中,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够到位。”
紧接着,北京市纪委出台了《关于开展“严肃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主要对象为:乡镇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农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干部。
而北京“小官巨腐”现象到底有多严重?今年9月19日,北京市纪委披露了部分“小官巨腐”的案情和涉案金额。
彼时权威消息称:“北京市纪委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查处,已经查明的违纪小官涉案金额与自身的行政级别形成强烈反差。”
例如,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
而从这三个案例中不难看出,其中官职最小的为村会计,最大的是乡党委书记,但他们涉案金额最少的是2400万,最多的则过亿。
“包括纪海义在内,北京的‘小官巨腐’问题,多发生在土地、拆迁和建设方面。”中国社科院某研究中心一领导对记者说,“这其实也是全国小官的寻租地带。”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对此类现象称:“我们的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个过程中间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可能越来越尖锐,我看许多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处理这些问题中间不是那么阳光,不是那么透明、公开,造成了一系列后患。”
“城市扩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腐败也在疯狂滋生。就此中央巡视组也给出更深入的说法。小官敢于‘巨腐’不是小官天生胆大,而是有恃无恐。”吴唯佳说。
“小官”腐败触目惊心
除了北京与河北外,河南洛阳新安县一民政所长因利用267本存折,长期冒领侵占低保户的“养命钱”,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在陕西,该省为了警示基层官员预防腐败,5家单位联合拍摄了一部警示教育片:《小官大贪——渭南市住建局原建管科科长侯福才贪腐警示录》。
记者从这部纪录片中了解到,该片讲述了侯福才从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品行兼优公职人员到利用职务违法违纪,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查获的涉案数额最大的(涉案金额达5000多万元)、最典型的“小官”贪腐蜕变过程。
目前,该纪录片已在渭南多个政府单位和部门播放过。记者获悉,侯福才在任期间,拥有财产高达5615万元。其中,公开索贿2191万余元,308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如果平均下来侯福才每月敛财近80万元,每天入账2.5万元以上。今年1月份其被判处死缓。
而重庆的“小官巨腐”问题也极其严重。记者得知,今年以来,仅重庆江津区就有30名村级干部和区级部门的科长等,因受贿和私分惠农款等被查处。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白云区在近5年时间里,“落马”百余名村干部,甚至有为黑势力以及其他违法者充当“保护伞”。其中典型的是,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为顺利租到土地,向白云区人和镇4个村29名村干部行贿1600万元。
同样,在海南省海口市,该市5名村干部利用协助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的便利,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1300万元,2013年9月,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制裁,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浙江温州永嘉县,还曾发生过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10余名村官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已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很早就开始遭遇群众举报,但难有查处。“原因是小官与上级领导关系甚密,出了问题就有保护伞出面说情,甚至干扰调查,对案件侦查设置障碍。”有人士指出。
“小官巨腐”现象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子经济总量比较大,小官也会掌握更多的资源,贪腐起来更为便捷,金额一般也较大。”
庄德水并认为:“高官和小官腐败最大的区别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小官往往是经济型腐败,高官可能还有政治性腐败。”
“‘小官巨腐’产生的原因还是权力的失控,以及权力的监督环节出现了问题。”前述中国社科院研究所某负责人称。
那么“小官大利益”有没有监管渠道?漏洞在哪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里面法律上、制度上本来存在监管的漏洞,应该说流于形式了。”
对此,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已成一股浪潮,在这股浪潮下兴廉政之风、反贪腐习气,将是一场持续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