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不出调解室矛盾不交上一级”

“纠纷不出调解室 矛盾不交上一级”

浙江宁波推广“警民联调中心”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调解员派驻公安派出所，形成公安行政调解、专职人民调解、律师法律服务“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成为当地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和解决的“绿色通道”。

     11月6日一上班，宁波市白鹤派出所民警崔伟希把一份案卷交给调解员黄云华，让他调处这个案子，自己就下社区去了。

     黄云华的办公室就在派出所一楼，挂着“警民联调中心”牌子。崔警官交办给他的是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的划车案件，受害方打了110，崔警官前一晚通过监控录像查到了划车人。

黄云华打通了划车人电话，希望他过来调解赔偿，并讲明利害关系。划车人连称当晚酒喝多了，愿意赔偿，并约定了调解时间。

     黄云华接着又办理另一起楼上漏水引发的相邻纠纷案件。作为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人民调解员的黄云华每天在派出所上班。他和另一名调解员以及一名律师一起，将矛盾调解的第一道关口“前置”到派出所。

这个被称为“警民联调中心”的机制已覆盖整个江东区所有派出所。在为派出所减负的同时，大量的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得到化解，发案率持续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上升，成为当地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绿色”通道。

    人民调解员派驻派出所

     在成为街道人民调解员之前，黄云华是白鹤派出所的一名协警，在7年的协警工作中，他目睹到派出所民警沉重的接处警压力。

     在这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居住区且夜生活繁华的辖区里，白天停车、堵路、漏水等纠纷不断，晚上则是娱乐场所由于酗酒引发的纠纷频繁。

     “每天接110处警最多50多起，后半夜有20多起，民警根本没法休息。”白鹤派出所副所长韩柯说，其中非警务处警约占40%，民警白天还得调解，非常累。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在浙江省基层派出所110接处警中，非警务警情占比最少为三分之一，最多为60%。宁波市江东区委政法委调研发现，当发生矛盾纠纷时，有85%的群众习惯向110求助，导致派出所成了基层矛盾纠纷的“聚集地”。

     这不仅牵涉了大量的警力，而且由于民警时间精力、调解经验等限制，难以及时全面地化解矛盾而屡被群众投诉。这给一线民警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让黄云华和另一名协警专职做调解员，白鹤派出所领导最初的想法是让民警从繁重的非警务处警中解脱出来。试行一年后，效果不错，黄云华等人被白鹤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聘为人民调解员，派驻白鹤派出所，2013年7月挂牌“警民联调中心”。

     这也是宁波市首个“警民联调中心”。江东区迅速将白鹤街道的做法推广到全区所有街道派出所。

每个“联调中心”设在派出所，有专门的办公、调解场地及设备，派出所所长任“联调中心”主任，街道司法所、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任副主任。街道人民调委会派驻“联调中心”2名人民调解员，与配备的2名民警搭档。

在白鹤街道，黄云华和另一名调解员除了双休日确保一人全天值班外，其他时间都是全天上班。每天下午还有一名律师坐诊，由辖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安排10名律师轮流提供法律服务。在江东区，占宁波市三分之一约100多名律师加入“联调中心”日常工作。

     “这样，确立了公安行政调解、专职人民调解、律师法律服务‘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江东区为此专门下发文件，规范了运作机制。”江东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吴敏刚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理、情、法”三环相扣

     在这个机制运作下，群众打110报警后，由民警负责先期处警、固定证据，人民调解员负责调查走访、沟通调解，执业律师负责专业解析、法律援助。“理、情、法”三环相扣，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

     去年夏天，白鹤街道一小区居民通过包工头找了一名安徽籍民工装修。这名民工在敲承重墙时，墙体突然倒塌，民工被压身亡。

     白鹤派出所接110报警后经现场调查，认定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十几名死者亲属提出百万元赔偿，否则要上访。“联调中心”及时介入，劝阻了想要跳楼的死者妻子。

     “我们与死者亲属多次面对面沟通，阻止了其过激行为，并把房东以及包工头找来，律师依据法律讲明了各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将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以及各种费用一笔笔计算出来。房东和包工头无话可说，死者亲属也调整了心态。”黄云华说，经过半个多月的调解，三方达成和解协议。

     在白鹤街道综治科科长徐东潮看来，“联调中心”设在派出所，通过公安机关事实证据的固定，环境氛围的震慑，为矛盾的调处创造了条件。

     一些被称为“老娘舅”的民间调解高手纷纷“加盟”“联调中心”，提高了“联调中心”的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柳街道“联调中心”的潘明杰。

     2012年2月，在华光城社区当了15年的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的潘明杰退休后被东柳街道聘为“联调中心”的人民调解员，至今年10月，参与矛盾纠纷调解430多起，全部调解结案。其中不乏疑难杂症。

     最经典的是一名法官和一名律师的5年邻里纠纷。他们住在6楼，由律师家客厅空调外机位置引发。法官家坚称该位置是他家的，不同意安装空调外机。后又因各种矛盾因素叠加，积怨越来越深，发展到3天一小吵，5天一大闹，动辄就打110报警，历时5年多。律师家客厅为此一直没法装空调。

     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民警、楼道其他居民都很头痛很无奈。潘明杰介入后不久，其中一户家中地上就被对方泼了粪便，又拨打了110。

     潘明杰到了现场，二话不说，自己找来桶、拿块抹布，把水从1楼拎到6楼，将粪便清除干净，并把脏水拎下1楼倒掉。这户人家终于被感动。潘明杰又趁热打铁，买了一套小孩衣服看望另一户人家的孙女。一来二往，潘明杰的话两家都愿意听了，调解也就水到渠成了。5年的恩怨终化干戈为玉帛。

“雪中送炭”

     11月17日，白鹤派出所副所长韩柯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以前每天白天要安排五六个民警搞调解，有了“联调中心”，民警只是偶尔“客串”一下，腾出精力办案和下社区了。但矛盾纠纷调处的及时率和成功率却大大提高，并有效地防止了矛盾的激化。 

     “警情下降了一半，民警值班也从以前的四天一轮为现在的六天一轮，有时间抓基层基础工作了。以前我们所在全区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考核中都是倒数，去年升至前三位，‘联调中心’功不可没。”韩柯感慨道。

     这个所3年前有48名民警，现在只有38名，少了10名，民警反倒觉得比以前轻松。负责治安的民警崔伟希对记者说，那种害怕值班、担心群众缠诉和投诉的恐惧的心理没有了。

     崔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在江东区，像崔一样的部队转业后做一线民警的相当多，他们大多不擅长调解工作，“联调中心”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江东区东柳派出所长薛伟更是对“联调中心”赞不绝口，称是与派出所“无缝对接”：“现在，潘明杰做调解工作讲话比我和教导员都管用，而且成了全所民警的依靠，自信心提高，所领导也可以腾出精力抓重点工作了。”

     每天上午7时，潘明杰就到“联调中心”上班了。他在一楼大厅转悠，一旦发现有人要找所领导投诉或反映问题，就将此人引到“联调中心”，帮助其解决难题。

     黄云华发现，以前是群众打110后，被引进“联调中心”，现在群众会直接到“联调中心”求助。

在吴敏刚看来，“警民联调”有效整合了人民调解组织和公安派出所力量，发挥了人民调解和治安调解的职能优势，基本做到 “纠纷不出调解室，矛盾不交上一级”，较好地缓解了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压力，缓和了当事群众情绪。这既符合群众“有困难找警察”的习惯，又使群众多了一个解决纠纷的渠道。同时，也解决了人民调解人员不足、专业水平不高的问题。 

   “这契合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

现在，黄云华已经参与调处了200多起矛盾纠纷，没有一起出现上访。而潘明杰创建的“快乐调解法”被央视专题报道，其本人被江东区各地邀请去传授经验，带起了徒弟。东柳街道的另一名人民调解员陈武昌则被司法部授予“全国调解能手”。

联席会议解疑难杂症

    但“联调中心”也有难办的事。比如，像白鹤街道一个小区马路菜场长达十年扰民问题。这个菜场挤占了三四米宽百米长的小区通道，周边的居民破墙开店，菜场凌晨3点多就开始营业。尤其一到夏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苦不堪言的周围居民、菜场里的纠纷使110报警声此起彼伏。但“联调中心”也只能就事论事，矛盾的源头没法解决。

    这个时候，与“联调中心”配套的街道警民联调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机制启动了。街道的主要领导是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街道的劳动监察、城管、卫生等部门负责人都是小组成员。这个联席会议专门解决“联调中心”难以处理的疑难杂症。

    在联席会议统一部署下，这个马路菜场经过去年一年的整治最终被取缔了。菜农菜贩进入小区正规菜场，违章建筑被拆除，小区由物业封闭式管理。在整治过程中，“联调中心”人员也“出诊”到小区挨家挨户做工作。

   “没有一人上访，发案率下降了一半，现在小区井然有序。”徐东潮说起这个案例非常得意。

     通常情况下，“联调中心”每月要开一次例会，对所受理以及社区发生的较大矛盾纠纷进行研判，以决定提交街道联席会议。2013年，江东区各街道通过这两级会议，协调解决了20多起疑难杂症。

     吴敏刚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联调中心”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去年已覆盖全区8家派出所，今年1至5月，受理矛盾纠纷248件，调解成功率为96.8%,其中群体性纠纷全部调解成功。无一引发刑事案件或其他重大事件。

     两年来，江东区累计向233名当事人发放了“联调中心”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满意率为100%。

    “以前，每个月都有公安机关移交过来的案件，一车一车人拉来，让我们调解，‘联调中心’成立后，这种情况再没发生过。”江东区人民调解中心副主任张建华说，从2013年至今，江东区成为宁波市各区唯一的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零的区域。

      2013年，江东区被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授予“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称号，这也是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