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检察官的自我检举

“我起诉、抗诉都错了，二审也判错了。当时，我只能选择向最高检举报自己，让上级机关来纠错。”

2013年11月1日，退休检察官孟宪君从安徽来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举自己8年前办过的一起错案。

在去往最高检之前，孟宪君准备了不少材料：案件原件的复印件，案件当事人的申诉书，一份淮北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的材料，以及他个人审查案件的意见。

2005年9月14日，孟宪君接到了一起由淮北市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案件。安徽淮北籍男子高尚作为一宗土地的代理人，参与了淮北市市容局的单位集资建房开发，因建房被上级叫停而与土地开发方产生了经济纠纷，高被警方抓获，并被检方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批捕。

孟宪君曾是淮北相山区检察院公诉检察科科长，当时退居二线，被选为此案的公诉人。

最高检受理了孟宪君的举报材料。2013年11月底，安徽省检察院回应了“检察官举报自己办错案”一事，表示将迅速核查相关事实，公正办理。

2014年4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决定书，认为孟宪君举报的高尚一案，符合再审条件，经安徽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该院提审。

安徽高院决定于10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但最终法院临时宣布“因故延期审理”。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主题是“依法治国”。

当时“不得不执行”

记者：你向最高检举报自己办错案的原因是什么？

孟宪君：时间这么长了，高尚这个案件是我办的，我办的我得负责任。当时判有罪的时候我也不服气，判决与事实不符，与法律不符，而且判决的矛盾太多。

“文革”期间，我从东北随下放的亲属迁居安徽淮北。1979年，国家恢复公检法，我是安徽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被刚刚恢复成立的检察系统看中。

当时正在全面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我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就问领导，领导说，“检察院就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我一听，就同意了。当时上级强调，冤假错案太害人，要坚决杜绝！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记者：举报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孟宪君：风言风语很多。有人说，你是检察院的，虽然退休了，还归检察院管，说我没有组织没有纪律。

还有人说，举报前怎么没向市检察院通气。但我觉得没必要到市检察院，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是更省事，那也是组织。

我觉得这事也该给高尚平反，虽然咱没有能力，咱只能借助组织、借助最高人民检察院给他平反。这个案件肯定是个错案，这点我自信，因为这个案件是我自己办的。

记者：介入案件后，你对案件有什么直接感受？

孟宪君：依照我们审查案件的习惯，起诉阶段一般都是倾向定罪的。调查将近半年后，我认为高尚无罪。

  案件一看挺扎眼，数额大、卷宗厚，但案情并不复杂。只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不应成为刑事案件。

我当时建议不起诉。我们检察院参会的检委会委员，包括检察长，还有副检察长，9个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检委会的一致意见就是同意不起诉。

记者：但案件还是起诉了。

孟宪君：是。一开始无罪意见报到市检察院，起初市检也同意区检的无罪意见，后来却改了。当时我就找到领导，问他，无罪怎么能起诉呢？我们要承担责任的。

领导说，市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说，无罪也要起诉，你别问了。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太出乎意料了。以前也有干预，但人家还是跟你协商讲道理。比如说为了大局呀，不得以为之呀，老百姓暂时受点委屈以后会补偿。人家做我们的工作，也不说让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是让你理解。这次粗暴得很，蛮横、不讲理。

  最后起诉是不得已。从程序上说，也不准换人。领导安排的，我不得不执行。检察院有纪律，必须服从领导。

“只能选择举报自己”

彼时，孟宪君存有一丝幻想：说服不了领导，但也许可以说服法院。他最终在起诉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把公安报来的360万元的挪用金额，降低到了86万元。

他回忆说，其实86万元也是无中生有，但“既然已经冤枉他了，我们也只能稍微轻点”。

高尚案一审开庭时，法官问孟宪君犯罪金额如何算出来时，他一仰头，洪亮的北方话：“领导意见。”

当时，满座皆惊。

2006年9月，相山区法院一审判决高尚无罪。法官用了28页的篇幅进行说理和阐述。

记者：起诉到法院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孟宪君：把起诉书送到相山区法院后，我也找法院互相沟通。他们问我什么意见，我直说，这个案件不够犯罪，民事案件都构不成。

他们说，那你干啥还起诉？我说，就指着你们了。法院的人只是笑笑。判决不下来，他们都不表态，法官们都严守这条铁律。法院操作上做得真比我们强，高我们一筹。

记者：法院为什么会作出无罪的判决呢？

孟宪君：后来我听说，直接判无罪，法院领导也有顾虑。法院领导先找区委领导汇报。区委书记表态说，依法办就行了。区里通过了，法院领导又跑到市政法委汇报，也同意无罪的意见。这样法院才宣判了。

这样看，干预这起案件不是市委集体意见，而是个别人意见。法院向市政法委汇报时，干预案件的领导还不知道。等到案件宣判无罪后，他才知道的。

不料，上级又指示要求对一审进行抗诉，孟宪君被点名操刀撰写抗诉书，并被临时任命为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据参与二审庭审的人士回忆，法庭上，法官问公诉人：二审是否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供？孟宪君答：没有。法官诧异：“没有新证据，抗什么诉？”孟沉默不语。

2006年12月，淮北市中级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的无罪判决，改判高尚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虽然缓刑意味着不必蹲监狱，但戴罪之身成为当事人难以承受之重。此后8年，高尚申诉不止，2013年申诉到了最高法院，但被驳回。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看待二审判决的？

孟宪君：很荒唐，有两处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既然法院依照犯罪数额306万元定罪，且高尚没有悔罪、退赃表现，就不能判缓刑；其次，检察院指控犯罪数额是86万元，法院只能在86万元里定罪，但却认定360万元，超出指控范畴，也不合法。

出现这些自相矛盾的情况，很显然是案件受到了干预。

记者：你于是对此感到很不服气？

孟宪君：我们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然不希望被告人被冤枉。高尚被判有罪后，一直在申诉，我断断续续地见过他。去年10月份，我碰见高尚，问起他的案子，他说申诉被最高法驳回了。

我想，向法院申诉的路走到头了，他只能向监督机关申诉，到最高检察院去碰碰运气。

这起案件，我起诉、抗诉都错了，二审也判错了。当时，我只能选择向最高检举报自己，让上级机关来纠错。这都是被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