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跨界”的专业化呼声

9月22日，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公布了浙江拟提拔任用省管干部任前公示，现任平阳县委书记王中毅拟提名为台州市中院院长候选人。

1965年出生的王中毅曾任温州市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平阳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等职，均与司法系统无交集。

任前公示发出后，立即遭到舆论质疑。其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官方微博提出的“四问”具有代表性。

该微博提出质疑：“中级法院院长是否需要法院工作背景？若无法学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经验而被直接任命为法官和审委会委员，案件讨论会时能否发表出个人意见？院长法官是否应办案？有无办案能力？”

此前的8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发布一则任免职名单，免去秦德亮市畜牧兽医局局长职务，任命其为教育局局长。

相比于地方党政领导转任法院院长的常见现象，畜牧兽医局局长转任教育局局长更是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秦德亮、王中毅的跨界之所以被关注，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是司法与教育两个专业化程度、受关注程度均较高的系统。

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官员任职制度，跨界交流任职是一种与西方接轨的制度。

交叉任职日益常态化

就秦德亮大幅度“跨界”一事，哈尔滨市市委组织部回应称，对秦的任命是按照干部选拔的规定和流程进行的，由投票决定。

类似秦德亮、王中毅这种“跨界”现象，在官场上并不罕见。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大陆31省（市、区），从非教育领域“跨界”管理教育的地方教育厅长就有12人，仅有5人为教育厅副厅长升任。

官员“跨界”，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为此，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此后，一批国企高管步入政坛，政企高官交流频繁，出现了“政坛CEO”的新群体。比如，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等之前都是国企高管。

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央企人士到地方任职，更能优化地方领导的结构，使领导班子更具创新性，有活力。

在人事调整中，“跨界”实际上是一种干部交流的制度安排。201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纲要》明确指出：“对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实行跨地区、跨部门交流。”

在此制度安排下，十八大后省际之间、政界与商界之间、政界与学界之间的官员交流都有所加强，省部级高官中“跨界”也不少见。

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此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现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也无组织系统履历。

汪玉凯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表示，除了各省间的交叉任职外，中央部委、地方、央企主要领导交叉任职的情形持续呈现，并日益常态化。

这种交叉任职的“跨界”现象能带来哪些积极效用？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这可以增进工作了解和相互信任，发挥自身的不同业务和经验优势，更好地协调解决新问题、新矛盾，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主义的倾向。

系统内部选拔

跨界交流虽已呈现常态化趋势，但在纪委、教育、法院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系统内，则更倾向选拔系统内的人。

在中纪委中，8位副书记中有5位拥有长期的中纪委工作履历。

在教育部的8位部长、副部长中，有5人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其中4人有高校工作背景。而在31个省（市、区）教育厅长中，有12个由高校党政一把手出任，其他部门调任教育厅的官员中也有21人有过高校工作经历。 

事实上，秦德亮为舆论所质疑，并非仅仅是因“跨界”，也是因其跨入了教育这个专业程度较高的领域。而“兽医”与“教育”行业差别，更是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对此，《新京报》评论指出，公众质疑秦德亮，并非质疑其个人能力，而是官员转任中的专业对口问题。“畜牧”与“教育”隔得太远，煞是违和，所以适时充当了靶子。

相比之下，乔树江从哈尔滨工商局长转任畜牧兽医局局长就不太引人注目。可见，舆论真正质疑的是“跨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正如前教育部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所言：“做教育局局长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应该懂教育。领导教师这样一个崇高的群体，如果没有相应的境界、品格、风骨和业务素养，就无法从心底产生共鸣。”

但是，在基层教育管理部门，专业官员显然偏少。早在2008年，国家行政学院曾对全国122个县教育局局长任前身份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41%的教育局长都来自政府其他管理部门，有19.7%来自乡镇干部，只有18.9%来自学校校长。

在法院这个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内，跨界就显得更难了。最高法院的16位大法官中，14位都具有法学专业背景，且大多都具有司法工作经历。

而王中毅的“跨界”引起舆论关注，也在于其“跨入”了司法这个专业程度较高的领域。

分类改革明确岗位职责

目前，我国公务员职业发展，一般都是体制内逐级晋升，是一种阶梯式的晋升方式。一般情况，岗位轮换、基层挂职等工作经历是提拔领导干部的参考条件。

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两官分途”的做法不同，我国公务员队伍没有政治家和职业公务员之分，并没有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

因此，干部在任免时较多考虑行政级别，专业是否对口考虑不足。这也是舆论对部分“跨界”官员提出质疑的原因。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表示，不同行业、部门、地域之间的公务员频繁交流，造成公务员不是按照自身岗位特点设计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而是按照“官阶晋升”的思路进行设计。

这种“跨界”有一定的潜在风险。比如，“政坛CEO”的薪资问题。一般情况下，国企领导人工资福利远远高于政府中相同级别的官员。这会使官员“跨界”后出现不适应。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政府所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而学者和商人有时过于理想化和理论化。”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看来，高级干部在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之间相互流动，如果形成一种趋势，就必须对国企高管薪资福利等实行公务员化。

虽然“跨界”调动有可能造成官员在工作初期会出现不适应现象，但也有评论指出，如果仅仅局限在专业对口的岗位，会不利于干部交流，长期呆在一个岗位也会容易滋生腐败。

尽管如此，官员“跨界”交流可以使公务员队伍得到锻炼，提升官员素质，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当下无论中外，高级公务员的跨界流动是正常现象。竹立家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流动必须与《公务员法》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符合、相一致，而不是相冲突，这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

比如，为了保证官员在政界、学界、企业界的正常交流，竹立家建议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或程序化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

如何打消公众对官员“跨界”的疑虑？评论认为，这绕不开公务员分类改革和职业化接口设置，让公务员回归职业化，让“人尽其用”成为制度化用人管道的规则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