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华：法学教育应回归法学本身

    孙国华结合民国时期的法学学习、研究经历，回顾了我国不同时期法学教育的概况及特点。在他看来，法学教育应回归法学本身。

    将于10月20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次成为会议主题。

    “当前强调依法治国，大家要养成法治思维。这不是说法治思维不要政治，也不是说法律能脱离政治，而是说法治思维是更高级的政治思维，法治方式是现代的、更高级的治国理政方式。”9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孙国华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

    法治思维的培养离不开法学教育。“学法律的人对法律本身的问题不甚了解，对立法权也没有清晰、科学的概念，教法学的人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上往往含糊其词。”谈及当前法学教育孙国华表示。

    89岁的孙国华曾就读于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朝阳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首批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点创建人，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被誉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孙国华结合民国时期的法学学习、研究经历，回顾了我国不同时期法学教育的概况及特点。在他看来，法学教育应回归法学本身。

“法官只认法律”

    1941年，孙国华离开父母前往北京求学，1946年从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毕业后，一向喜欢音乐的孙国华原打算考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但因病“落下不少功课”，随后考取了朝阳学院司法组。

    朝阳学院，由国民政府司法界元老于1912年创办，曾被誉为中国的“法学摇篮”之一，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

    其时，朝阳学院以上大课（法律系、司法组、政治系等学科学生一起听一门学科）为主，每堂课有学生一两百人。在孙国华的记忆中，该学院“管教认真，学风朴厚”“每一教室上课，教务或实务人员，携带学生名册，就名册作记号，从未松懈”。

    时任朝阳学院教务长的夏勤，“每请来一新教师授课，他总在教室内听几次课，如不够水准，自然淘汰”。

    “朝阳学院要求任课教授联系实际，精选案例，进行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解。”孙国华称，朝阳学院要求法律系、司法组的学生，在入学时人手一册《六法全书》。学生常在教授的指导下，设立“模拟法庭”进行庭审活动现场模拟。

    因事设人是朝阳学院的重要特点之一。朝阳学院毕业生韩培基在《回忆朝阳大学的办学精神和教学特色》一文中称，1936年以前，朝阳学院教学与行政人员（不含工友）比例通常为4:1，日本投降后朝阳返回原址时为3:1或4：1。当时以节俭办学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在1949年以前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不含工警）通常比例为2:1。

    在孙国华看来，“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是老师”，其次才是硬件设施等。

    朝阳学院以“非名教授不聘”为原则，大量聘请兼职教授。比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罗鼎讲民法亲属继承，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戴修瓒讲票据法、保险法，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倪征燠讲国际法，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讲历史。

    在当时“部颁”教科书“大学用书”基础上，朝阳学院教授均自编讲义，由学校铅印成散页讲义，在授课前发给学生。这些散页被收集装订起来，就成为一部完整的书，如：王觐的《刑法总论》《刑法分则》，戴修瓒的《民法》，王宠惠的《比较宪法》等。这些汇集成册被命名为《朝阳讲义》，成为当时法科生竞相购买的重要法学资料，甚至作为其他高校的教材。

    另外，朝阳学院还拨经费资助学生成立法学会、司法研究会等。1923年创办的《法律评论》一度成为国内外备受推崇的法学权威刊物，被誉为“东方法学明珠”。1926年，该校被世界法学会邀请为会员，并在海牙会议期间被各国代表称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院。”

但爱好音乐的孙国华仍“想在来年，再考北师大”音乐系。1947年暑假，他已参加了北师大入学资格的笔试，“就差拉小提琴”复试了，但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办壁报、组织游行等事务缠身，遂放弃“去北师大学音乐”，留在了朝阳学院。在搞“学运”过程中，他曾两次上“黑名单”，1948年“8·19”大逮捕时，被捕入狱。

    朝阳学院从创立到1949年被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成立中国政法大学，为传播现代法律文化，培养法学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之所以有“无朝（朝阳）不成院（法院）”“无朝不开庭”之美誉，孙国华分析，一是该校历届毕业生参加高等文官及司法官考试录取比例很高，且多名列前茅；二是因坚持教授大陆法系法学，注重法律实务，“主要讲授法律本身的问题、着重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孙国华看来，朝阳学院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学（特色）各有所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主讲英美法系，注重比较法学理论研究。朝阳学院则注重法律、司法实务教学，重视实践。

    孙国华表示，虽然两个学校的讲授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当时的法学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共识——法律要远离政治，“法官只认法律，不认政治”。

“上升”与“跌宕”

    1950年2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下半年，孙国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研究生，在前苏联专家E·m·谢米里亨和中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的指导下，继续研究法学理论（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

    孙国华记得，“当时前苏联专家要求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歌达纲领批判》《什么是人民之友》等，何思敬教授则主要指导第二专业——国际法和国家与法权理论研究。”

    孙国华介绍，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学起初想实行导师制，但最终未能实现，法律系和外交系研究生约30人左右，常一起“上大课”。当时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有后来曾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驻联合国副代表的黄嘉华，国际私法专家任继胜，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懋，已故的著名刑法学专家马克昌等。

    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上“董老（董必武）提出了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就是要求‘依法办事’，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必依’”。在孙国华看来，这一时期，国家新的法律、法规陆续制定，在法律实施及法学教育中，强调法律离不开政治，批判了“法律超（越）政治”的观点，有很大的进步，总体上“是上升的”。

    1957年，来自旧中国的法学界知识分子，有不少被打成“右派”。孙国华回忆称，这一时期，法学教育中“法律本身的东西开始减少”，甚至政策就是法的错误观点甚嚣尘上，在具体实践中，大家常引用“工业（政策）多少条，农业（政策）多少条”，“政策取代了法律”。

    纵观这段时间中国法学教育的特点，孙国华表示可以用“上升、跌宕”两个词概括，前段上升，后段跌宕。“强调政治（大于法律），后来过头了”。

讲授法制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民主与法制思想开始主导整个法律界。

    1980年党中央组织专家学者决定重新编写法学教材。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副教授的孙国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的主编，主持参与编写工作。

    在孙国华的主持下，来自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中南政法等学院，共10个高校的10位专家学者，前往北戴河开会讨论法理学教材编辑工作，第二年在颐和园完成了统稿工作。

    这次编写工作1980年开始，1981年底结束，1982年正式出版。教材中，大量增加了法律文化的内容，首次系统介绍了英美、大陆两大法系，肯定了法律的继承性以及国家与法都要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属性，强调人民自觉遵守法律，肯定了法具有阶级性、人民性、科学性、公正性和居民能自觉遵守的性质，提出了“依法办事，首先要求官员要依法办事”。

    1986年，孙国华被邀请给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讲法制课。他至今仍清晰记得1986年7月3日，在中南海给胡耀邦、乔石、李鹏、姚依林、胡乔木等领导讲课的情形，“胡耀邦、胡启立等领导让我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我表示实在不敢当，耀邦同志笑着说：‘今天是上课，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嘛。’”

    这次讲课持续两个多小时，孙国华通过四个大题目（社会——社会调整——法律调整；法的本质、作用和职能；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的职能的转变；确立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观）讲了“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课后，胡耀邦建议把听讲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李鹏提议应安排讲讲刑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等内容。

    此后，孙国华不止一次就现代法律问题给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讲课，还到河北、山西、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给政府机关的领导讲授法制课。

    1986年，孙国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主持并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点。

    教学之余，孙国华主编或独著了多部《法学基础理论》教材，其中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教材，曾被前苏联法学专家誉为“专著性教材”，翻译了多部前苏联法学理论书籍和论文，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一时期大讲民主、法制，思维拓宽了，走上了（法学教育的）正确途径。”孙国华表示，“但是讲法律本身的（东西）似还不够，讲法律以外的东西似乎还是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