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就业“红牌”记

    “法学专业成为‘红牌’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的专业点数增加、招生量扩大，从而致使全专业供大于求。”

    闻着香味就找到了“伏牛堂”。在朝外soho知了胡同走上一遭，很容易便能发现张天一开的米粉店。

    早上10点钟，并不是正经儿吃饭时间，店里就已经来了两桌客人。“地道！”坐在门边的一位小姑娘，吃完粉，连声赞叹。从口音里能猜出，这是执著于家乡味道的湖南籍食客。

    “我是个‘非典型性’法科毕业生。”9月4日，张天一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这位湖南伢子——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并未从事法学专业，而是开起了米粉店，声称能精准地找到在京约30到40万接受“伏牛堂”口味的湖南人，以犒赏其味蕾。

    “我们是带了一点情怀来做这个事情。”张天一说。法学六年，一朝创业，米粉和法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他认为“只需要坚持做自己就好了”。

不从事法律的法科生

    “90后”，北大硕士，4个月，两家店，明年上半年还有可能把店铺开到4家，“伏牛堂”在短时间内叫响了名头，发展可谓风生水起。

    刚一交谈，张天一就准确地说出了记者报社主管机关的名字。原来，伏牛堂创始人之一宋硕，曾在中国法学会任职。这位“小伙伴儿”申请了美国高校MBA全额奖学金，便告别了公务员队伍。正待出国之时，却被张天一拦截下来，“去干点有情怀的事”。

    开米粉店的决定，是在飞机上拍的板。他和表弟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商量着要自主创业。下飞机已经是半夜，敲开同学家门，做了两碗米粉。吃后，宋硕等两位同学给出的评价是“不咋的！”

    尽管评价不高，这两位还是成为张天一及其表弟的米粉店“老板”。

    “我们就是在不怎么好吃的情况下，决定在北京开店。”张天一笑言。

    决定看似冲动，张天一实则做了详细的前期调研。此前，通过老乡会、微博、微信等渠道一一搜集信息，这位湖南常德小伙发现北京的同乡不少，但纯正的常德米粉店却鲜少看到。“在京湖南人缺少家乡味道。”

    为了这份围绕在口中和心头的味道，在开业之前，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吃遍常德，挑出了最正宗的牛肉粉，学得手艺，回京创业。 

    “小伙伴们出于对我的信任，才一起经营米粉店。”张天一挑头，4个年轻人全职做起了米粉生意。

    创业之初，张天一还有顾虑，学习了6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就想通了。”

    法律在他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他心里明白，6年法律学习带给自己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更主要的是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而用这种思维去做事情，开米粉店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行为。

    从无到有，伏牛堂一天天壮大，人员也由最初的4人，变成如今的14个，且都是“90后”。这些店员有的是张天一的发小，有的来自网络招聘，也有朋友介绍，还有吃了粉的顾客主动请缨。

    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店员，就有10名之多。4名创始人，有3位学的是法学专业。 

    如此看来，像张天一这样，法科毕业却不从事法律的毕业生不在少数。

    今年6月9日，由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与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即《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据报告显示，法学类的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仅为47%，排名倒数第二，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法学大类本科毕业生没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

法学就业再亮“红牌”

    “毕业生创业多是从事与专业无关的行业，专业相关性不是衡量创业质量的标准。”9月1日，报告的撰写方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周凌波，在谈到张天一和他的小伙伴儿“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时，如是评价。

    周凌波认为，法科学生的“对口专业”，应该是公检法机关或律师职业。但由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使得本科生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必须在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司法考试每年的通过率只有10%左右，这导致一大批法学专业毕业生不能从事本专业工作。而现实情况，法学对应的专业岗位对本科毕业生而言本来就比较少。

    “从学生个人就业而言，工作与专业是否相关，不是判断就业好坏的最重要标准。”周凌波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就业质量的评价需要多个指标，比如就业率、月收入、就业满意度、专业相关度、离职率等综合判断。

    事实上，与专业对口率相比，更应关注法科学生的“红牌”就业状况。

    上述《报告》针对2013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展开抽样调查。全国回收样本约26.8万份，共涉及本科和高职高专共814个专业，覆盖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针对不同专业的就业率调查，报告对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亮出“红牌”，报告将其称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而法学再亮“红牌”，并连续7年上榜。

法学并非生而“红牌”

    法学并非生而“红牌”。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供远小于市场需求，就业情况用“旱涝保收”来形容亦不为过。而法学教育又被誉为“精英教育”，学生入学门槛相对较高，毕业生往往被分配到检察院、法院等令人羡慕的司法部门。

    即便是到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自主择业”“就业率”等词汇进入毕业生视野之后，法学专业依然是“香饽饽”，多年领跑北京文科生分数线。

    然而，什么时间段是法科学生就业情况转变的分水岭？记者就此问题咨询麦可思研究院，周凌波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但他言语间的“高校扩招”颇耐人寻味。

    高校扩招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基于这一思想，1998年，大学录取人数为108万人，录取率为34%。而到2010年，957万考生，录取657万人，录取比例已达69%。

    高校扩招，带来了法学教育的“遍地开花”。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30年来增长了105.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

    “法学本来应该是精英教育，现在却成了大众教育，低水平的法学教育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008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感慨。

    果不其然，当年媒体便爆出，毕业半年后便失业的法学专业学生达到1.8万人，成为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而教育部也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开始控制扩招比例。

    随后，麦可思研究院推出的《2009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法学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79％，排名倒数第二，远低于当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88％。而2006届和2007届的法学类毕业生就业率也分别排名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

    周凌波认为，法学专业成为“红牌”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的专业点数增加、招生量扩大，从而致使全专业供大于求。

“毕业证”不等于“职业准入证”

    就在社会舆论一致高呼“法学就业难”之时，中国刑警学院教师王锐园却有自己的看法。

    “虽然法学就业难，但不乏一些毕业生拿到高薪工作机会，也不乏一些毕业生进入政府、事业单位，享受着常人羡慕的福利待遇。”王锐园分析，法学就业往往会呈现一个极端，也就是马太效应特别明显，好的学生越来越好，能力差的学生则处处碰壁。

    这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的法科生，研究生期间的20名同学，全部实现提前就业。他向记者一一列举，有1人进入投行工作，1人到了企业，6人读博，剩余全部考入公务员，包括最高检、各省高院、中院，北京各区法检。

“当公务员是法科生的首选。”就在几天前刚结束的同学聚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赵杰，发现同学们大多数考上了公务员，其他人不是去了律所，就是做起了金融。2008年，大学毕业后，赵杰在律所当了两年律师，但是受困于资历和薪金水平等，“跳槽”到基金公司干起了金融。“现在的工资和律所比起来已经相当客观。”

    赵杰认为自己和同学的就业形势并不像麦可思研究院所发布的报告那样严重。他猜测，是不是法学一级学科下的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就业率较低，从而“拖了法学的后腿”？

    周凌波则表示，《报告》中的“红牌”法学专业，是单指法学小类专业，而不是法学门类，不存在其他专业“拖后腿”的情况。

    同时，他也提示，法学从全国整体而言是“红牌专业”，但是不代表在每个高校、每个专业点上都是如此。那些政法类高校、具有传统办学优势的法学专业点等的就业指标会较好，而那些非政法类高校新办的法学专业点往往会出现就业问题。法律类职业要求具备相关执业资质，在获得资质之前，法学类毕业生多做非专业相关的工作，收入较低。法学专业的“毕业证”并不等于“职业准入证”。

    周凌波建议，法学专业一方面要调整专业布局，压缩专业点数，减少招生总量，另一方面要改革专业培养目标，不再以公检法为唯一的就业方向，加强法学与其他应用学科的交叉培养，扩大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面。“这样可以逐渐改善法学专业的就业质量”。

张天一显然对自己卖米粉的“就业质量”很满意，他把餐饮行业形容为一个很棒的朝阳产业。伏牛堂最多一天能卖600碗米粉，日销售额最高达2万元。短期内，他要把伏牛堂做成北京最好吃的湖南常德米粉，至于未来如何，要一步步走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