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养成记

    具备何种能力的人可以出任军训教官？真的是“最优秀的士兵”担任教官吗？如何处置违纪甚至犯罪的教官？

    33岁的退伍老兵刘静，成了“职业教官”。

    室外，受训者手抓绳索，脚踩浮动吊桥，左摇右晃走过45度斜坡，伴着尖叫和加油声，顺利翻越障碍；室内，10人合作，在20米长10厘米宽的U型管道上传送网球，不令其掉落，便是成功的能量传递……

    9月5日，在临沂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里，除了传统的队列练习、会操训练外，刘静还带领受训学生们挑战了各类妙趣横生的军事拓展项目。

    军训是新生第一课。2014年7月21日，临沂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正式启用。此前，该基地面向社会以考试的形式，招聘了17名担任过班长及副班长的退伍士兵任职基地教官。目前，已经为9所学校近万名学生进行了军训及拓展训练。

    这个基地由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建设，规划面积3000亩，总投资10亿元，是目前全国功能最全、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综合实践基地，为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国家示范项目。

    刘静是一名有着12年兵龄的退伍老兵。在役时，曾多次任教官，为高校、企业等单位进行军训。退伍3年后，他凭着过硬的军事素养和知识储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临沂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任学生军训教官。

    考入基地，参照事业单位待遇，刘静称自己由“兼职变成了专职教官”。他解释，当兵时，为高校学生开展军事训练，只是日常训练的插曲，好比兼职工作。而目前这份工作，专门为小学三年级以上到高中以下的青少年开展军事训练教育，“成了货真价实的刘教官”。

    刘静笑言，自身经历可是名副其实的“教官养成记”。

教官是最优秀的士兵吗？

    部队都要求承训教官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严禁向受训学生透露部队番号，也不能给学生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2007年9月，当兵6年，士官刘静第一次当教官。“感觉很荣幸、激动，也有些紧张。”其所在的部队于沈阳军区赫赫有名。“教官的素质高不高，作风过不过硬，直接代表了一个番号的形象。”

    全营包括自己在内的23人教官名单公布后，刘静觉得不能给部队丢人，便提前去找有经验的老兵练习，一遍遍“抠”动作，熟悉各项指令。

    彼时，年仅24岁的刘静，觉得自己能够代表部队为大学新生担任军训教官，“有种神圣的使命感”。多年之后，和记者聊起当年的感受时，也把腰杆儿挺得笔直，言语间颇为得意：“部队选拔军训教官都是很慎重的。”

    “但是不同情况，也有不同的标准。”刘静补充，如果共建单位只有一所，挑选教官的标准就会很高，都是抽调连里能拿得出手的士兵，要求军事素质过硬，讲解示范水平高超。如果共建单位多，所需教官数量大，选拔标准可能有所降低。但是，部队都要求承训教官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严禁向受训学生透露部队番号，也不能给学生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当年，教官是在大学校园里为学生进行军训。”刘静说，这种训练形式是“部队和学校直接合作”。

    有别于上述合作形式，“北京高校多采用基地、部队、大学三方协作的方式。” 9月3日，和刘静有着一字之别的刘晶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刘晶是北京语言大学分管学生军训工作的老师，他介绍，北京高校的军训教官，为北京市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统一调配的现役官兵。选调官兵进入训练基地，再由基地对部队进行筛选，与各参训学校“结成对子”。学校自己则无法选择部队，军训工作由基地、部队、大学三方协作。

    刘静说，北京语言大学的教官来自北京军区，人员多为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和业务骨干，“综合素质很高”。

    “教官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士兵！”北方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班长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解释，军队一个班8至12人，班长和副班长不会同时当教官，而军事水平高的士兵有训练任务也不会被抽调，担任教官的往往是普通的士兵。“教官往往是一个班里可有可无的人。”

是否建立职业教官队伍？

    县区武装部虽然有现役军人，但人数不多，在组织军训时，不足以满足对教官的需求。

    从第一次当教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刘静已锤炼成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官。

    站在阴凉地儿，这位皮肤黝黑的教官对记者说，青少年进行短期军事训练，是我国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的要求，能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

    他认为，传统的军训项目仅仅是站军姿、四面转法、会操表演，训练项目显得单一，很难达到上述要求。军训完全可以创新，可以涵盖德育实践、生存体验、科学探究、素质拓展、军事训练多个项目。

    和刘静的观点相似，在某县武装部工作的武亮（化名）也认同军训在增强学生国防知识、整体协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上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他同时也提醒，“靠短期军训，根本无法起到长期磨炼意志的作用。”

    而我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指出，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是国家人才培养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学校教育和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学生军训真的能实现培养国防后备力量的目标？”武亮有些忧心。

    他向记者表示，当前我国高校军训，连最基本的战术科目的皮毛都没有涉及，更别提实弹射击了。15天军训，似乎仅仅是为了最后一天的会操表演。他感叹：“战斗技能都不会，射击动作都没掌握，这样的后备兵员在关键时刻能拉得出、用得上吗？”

    说完，武亮便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有别于专业军人，针对学生群体该设计什么样的军训细则？教官要训练学生哪些科目？如何进行训练？达到何种要求？如何进行量化？

    问完，他自答：都没有切实的考核标准，一个《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显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

    曾做过军训教官的武亮，对“教官”很有研究。他介绍，我国的军训教官多由现役军人和预备役人员组成。前者是目前最主要的教官来源，后者预备役人员的主要组成人员往往是退伍士兵。县区武装部虽然有现役军人，但人数不多，在组织军训时，不足以满足对教官的需求。大多数的“教官”，为面向社会招聘的退伍士兵。

    “教官如何选拔，要不要建立专门的教官队伍，这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内容。”武亮认为，教官队伍的不职业，是多地爆出“军训事件”的原因之一。

涉事教官该如何追责？

    在军训中，不仅仅有刻苦训练的号子声，有学生教官打成一片的欢笑声，也有学生对教官训练严苛的抱怨声。

    “以每天几十元的价格召集在一起，连临时工都不是。”武亮说，地方武装部雇用退伍士兵做教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学对军训教官的需求，但是，这种松散的教官队伍，约束力不强，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带来的现实问题也不能令人忽视。

    在武亮的印象里，“教官”和学生或学校产生冲突的事情时有发生。踢一脚、打一巴掌，罚学生跑步做俯卧撑等事情，在某些教官看来很正常。因为他们在军队时，便是接受的诸如此类的“成材教育”。这些欠妥甚至是陋习的训练方式和方法，犹如基因，已理所当然地被某些教官“继承”下来。

    “理念不改，冲突不断。”武亮如此断言。他随后又直言，冲突产生之后，如何追责，是一个“必须要提的事情”。

    现实情况是，责还未追，处罚措施还未落实到涉事教官身上，人就已经跑没影了。“反正有武装部顶着”。

    “按说应该追究武装部的责任。”武亮说，“但也仅仅是一个内部通报而已。”当出现涉事教官跑路现象时，武装部和当地政府、学校各方协调，做一番危机公关，也就小事化了。

    “出现大事儿的话，也得追究法律责任。”武亮很有原则性，但同时又很庆幸地说，“好歹我们没出现过什么大问题。”

    相较于预备役人员，现役军人担任教官则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出事儿较少”，一旦出事儿，追责也比较清楚。某武警部队营长李伟（化名）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

    作为“专业人士”，李伟明白，在军训中，不仅仅有刻苦训练的号子声，有学生教官打成一片的欢笑声，也有学生对教官训练严苛的抱怨声。甚至某些时候，还会出现“教官体罚学生”的议论之声。 

    李伟坦言，很多地方军训内容长时间没有变化，训练手段单一，再碰上个别素质不高的教官，“出现一些小摩擦很正常”。

    “小摩擦或许写个检讨就管用，但情节严重的，可能被降职，甚至是勒令退伍。” 李伟说，他曾亲眼见过正营级军官被降职成副连的例子。

    李伟所在部队和北方某大学是军事共建单位，部队有承训该校大一新生军训的传统。双方合作一直很愉快，“却被一个不懂事的军官给搅乱了”。

    那一年，军训快结束时，那位正营级军官，对校方的招待和礼品很不满意，便带领几位教官和学校进行交涉，并演变成激烈的言语冲突。事情发生后，部队方面大为恼火，把他由步兵营的营长直接“打到”炮兵连任副连长，作为反面典型向全团官兵做出检讨。而第二年，这位原本有很大上升空间的年轻军官，也申请转业，黯然告别军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退伍的军官，就有入伍的战士，每年如是。

    中秋节第二天，记者路过山东临沂某区武装部时，看见20多个即将入伍的“新兵”，正列队走上开赴军营的大巴，年轻的脸上带着憧憬。

    这些新兵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教官，他们该如何书写自己的“教官养成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