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清：外法史能给你视野和胸怀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虽有不同的风俗和习惯，但作为人，都有相同的生存和追求目标。因此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准则，法律必然具有普遍性，各国的法律文化中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

“日耳曼法像一只臭虫一样被看不起。”2003年，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李秀清在录制国家级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的课堂上说。

然而，李秀清并没有轻视这只“臭虫”，倾全力写就的博士论文《日耳曼法研究》，被外界评价为我国该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填补了我国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空白，同时也奠定了李秀清在法律史领域的学术地位，也因此获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不敢说填补空白，千万不要这么说，只能说将这方面研究往前推了一步。”近日，李秀清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2013年,李秀清决定对《日耳曼法研究》做进一步补充，远赴德国法兰克福。“做下来很辛苦，主要是语言方面，要想研究深入，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都需要。”

在讲课之余，李秀清作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以及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兼职，十分忙碌。

事实上，在外法史领域“半路出家”的李秀清取得今日成就，在她看来，是“适当的时候进入了适当的团队”。

从头学起

1983年，李秀清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宪法教研室担任助教，1993年辞去公职，将不到1岁的孩子托付给公婆，随丈夫到日本陪读。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一拨拨青年教师离开高校“下海”热潮，高校任教的工资也比企业低很多，李秀清离开学校时，一个月工资只有165元。

相反，去日本则很紧俏，为了支持丈夫读书，囿于学校出国1年必须辞职的规定，守规矩的李秀清毅然决然地办理辞职手续，赔了3600块钱后，离开了当了3年助教的宪法教研室，而且作了“绝不回校任教”的打算。

当时在日本陪读的家属不少都有“非法打工”的经历，初到日本的李秀清语言不通，只能白天干体力活，晚上恶补日语。那段时期，李秀清观念变化很大，“我意识到我做体力活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当然也有意外收获，1年半后回国，李秀清参与编写《日本法律发达史》，日语已然不是障碍。

李秀清与外法史的结缘有点“无可奈何”，1995年当她决定再次回到学校时，“老本行”宪法教研室编制已满，只有法制史研究室有空缺名额。

“那时候对外法史一点儿感觉都没有，除了本科时候学过外法史课程，知道汉谟拉比?、查士丁尼等几个名称外，其他皆为空白，压根儿都没想过要进入法制史领域。”李秀清说。

“家里的重大事情，一般采用最为原始的方法——扔硬币。”李秀清说，通过硬币决定的还有之前辞去公职，赴日陪读。

李秀清刚进入法制史教研室，年纪最轻，基本是从头学起，“老老实实地先听了一学期何勤华老师的本科课程，又听了一学期徐轶民老师的硕士课程。”

正值何勤华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李秀清开始上手跟着他编教材、做课题，很快进入状态。除了“运气比较好”外，李秀清总结经验道，“交给你的事情就老老实实做，这样人家就会信任你，愿意交给你做第二次，自然而然就融入了。”

2001年，华东政法学院申请到法律史的博士点，李秀清便考取第一批博士生，师从何勤华教授。

反对“无用论”

偶然进入外法史领域的李秀清，在与外法史的不断接触中，渐渐对其有了感情，“外法史能给你视野和胸怀，尽管受到很多限制，没办法做得非常深入，但对于理解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必要的。”

然而，现实是，与刑法、民法之类的大学科相比，外法史常常显得“没用”，李秀清最反感听到这样的论断。“首先要把外国的法律当成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不管它对我们有没有用。我还是以这个学科为傲的，特别不喜欢说法学是应用学科，都得跟实践结合，几乎所有的课题全是强调这个，越弄越显得小气。”李秀清认为，要允许大家有多方位的发展，也会更具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

在李秀清看来，中国的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必须放到世界法律去看，现在的立法尽管强调特色，也要比较才有特色，不能关起门来说特色。

谈及学习法律史对于个人的影响，李秀清有自己的理解。“法律史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学历史的人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感、对于历史长远的畏惧感。人活100多岁够了不起的了，然而无论是人类的历史还是法治的历史，这种变迁、这种丰富、这种多元、这种曲折，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李秀清说。

自李秀清接触外法史以来，对于欧洲早期中世纪法始终热度不减，除此之外，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也是她的兴趣所在。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虽有不同的风俗和习惯，但作为人，都有相同的生存和追求目标，因此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准则，法律必然具有普遍性，各国的法律文化中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李秀清在获得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时发表演讲说。

打破研究会论资排辈

李秀清“挑大梁”是在2002年，她开始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秘书长。尽管外法史学科人不多，但研究会对于全国凝聚外法史学界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身为秘书长的李秀清需要处理的事情颇为繁杂，除了要关注学界动向，还要负责张罗年会。

事实上，在此之前，外法史作为一个“小学科”，整个学界学术团体都不规范，研究会往往是几年才开一次年会，而且参会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人。

李秀清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外法史年会的情形。1997年第十二届年会在华东政法学院召开，李秀清作为会务人员协助周伟文老师处理些事情，拿着从学校争取到的5000元资助，着实感到捉襟见肘，“还不能让代表们感到我们有上海人的那种‘小气’。”

当年会议主题比较应景——“浦东开发开放与外国法制研究”，然而现在留在李秀清记忆中的并不是有关这一主题的研讨，而是关于外法史学科何去何从的争论，当时的会场气氛显得萧条和悲戚。

自此之后，李秀清介入研究会的事务越来越多，2005年，她开始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因为有1997年第一次组织年会经费紧张的困窘经历，李秀清每一次与承办单位联系合作办会时，一直强调会务安排上不必铺张，更不能奢侈，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年会历来重视的是简单、温馨、平等，最大的担心是怕他们花费太多”。

筹办年会，她关注更多的是每一次年会所存在的疏漏，细细琢磨个中“失”的方面及其原因，以便下次年会时加以弥补、改进。时至今日，外法史年会每年的参会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李秀清仍然坚持节约办会的主张，绝不会以安排会务档次的高低作为年会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

除此之外，李秀清还倡导“主题发言必须交论文”，打破许多研究会论资排辈发言的传统，“哪怕第一次来，只要交了符合主题论文，都会安排发言，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了，这是很多研究会做不到的。”

真正的黄金年龄是30到45岁

纵观李秀清的简历，在华东政法大学，从本科到博士，从讲师到教授，似乎十分顺遂。李秀清坦言，“太顺了，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害怕。”

这或许和李秀清的“认真”密不可分，无论是录制国家级精品课程还是给中学生上法律课，她都精心准备。2011年开始，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中学合作开设法律课程实验组，李秀清也参与其中。

“同学们听过《爱在西元前》吗？”李秀清的开场白是周杰伦的成名曲，从歌词中“汉谟拉比法典”等法律名词讲起，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说到余秋雨的游记，再到梁启超的诗词，从学生们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引申出“法律那些事”。

李秀清喜欢和年轻人交流，“知道周杰伦是受女儿影响，陪伴女儿成长，我就像重新活了一遍。”在她看来，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以及找资料的方法都值得学习。

然而，反观学术，李秀清认为能让年轻人展现的空间却十分有限，比如在法学学科中，外法史属于“小学科”，很多杂志明确表明法制史的文章不发，更别提外法史了。

在李秀清担任主编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坚持“内容为王”，“我们的一审都是匿名审，觉得文章质量好，我们就不看他的头衔，关键是看内容怎么样。”

李秀清对于学报有一个定位，“希望我们的杂志是陪伴年轻学者成长的期刊。我是希望走这条路的，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发表年轻老师、博士生甚至还发表过硕士生的优秀文章。”

“个人认为，45岁以上就难有新思想了。我自己已经过了45岁，真正的黄金年龄就是30到45岁，能静下心真正做点像样的研究。”李秀清说。

在李秀清的主持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从普通期刊升格为核心期刊，从2004年起，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还数次获得“上海市最佳学报”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等称号，现在已入选“中文法律类核心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等。

尽管如此，也有让她头疼的地方，当下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令她不得不权衡，“不是单一地看文章质量，还要参考引用的数量，只有发表名家、有头衔的学者文章才能带来更高的引用率。”

李秀清尽力兼顾，然而对于目前学术期刊“花钱买引用”的乱象，李秀清仍选择遵从内心的意愿，“我们都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