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防腐”计
高校“防腐”计
□本社记者 曾袁媛
“我管理过杂志社,其间就有高校教师向我做过行贿的表示,希望可以在杂志上发表论文,我严词拒绝了。”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的何增科谈起自己曾经历的行贿事件,他说,“虽然对这种行为不认同,但是也能理解,因为高校教师要评职称,有论文发表数量的硬性指标。”
自主招生腐败、科研经费腐败、基建工程和物资采购腐败、校办企业、高校“天价培训班”……大学里的各种腐败令人咋舌。而高校教学经费来源,也已从过去单一靠拨款渠道转化为多种渠道的筹资。
虽然高校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但权力也给高校带来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象牙塔的纯净,正经历着各种考验。
管理体制催生权力寻租
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和资源过于向高校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集中,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受贿落马,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自主招生腐败的广泛关注。
“自主招生的出发点很好,但其结果和初衷却相去甚远。”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柏顺教授说,“高校处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甚至部分缺失的状态,没有形成成熟、稳妥的管理方式,远未建立现代大学的治理体系。”
如果说现在国内只有部分高校进行了自主招生,这个领域的腐败尚且不算严重。那么每个高校都会涉及的学术研究、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提供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
近日,清华大学拟解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引发网友热论。
据说,解聘原因是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方艳华称,未评上职称是因为精力花在教学上,没有顾及科研要求。其实,为了在科研上达标而出现的腐败,是众多高校教师面临的问题。
袁柏顺透露,在教师的考核制度上,学校通常会对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做出要求,而有些学校的要求高,教师完成任务比较困难。考核压力催生了论文发表的极大需求,不少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往往可能设租寻租,有的期刊甚至会“明码标价”,教师就可能通过行贿的方式来换取发表论文的机会。
何增科表示,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和资源过于向高校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集中,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学校事务缺少知情权和参与权。特别是高校拥有基建工程招投标权监理验收权,图书、教材、教学设备等物资采购权,自主招生权,职称评审权和资金审批权等,拥有相应管理权限的机构和个人在行使相关权力的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约束机制,缺乏来自高校教职工、学生的参与和监督,也缺乏必要的外部审计。
“科研经费的管理是高校腐败的重灾区。”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说,“有些理工科的科研项目申请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资金,但是最后只是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国际索引刊物发表几篇论文就验收交差,或者生产出一些没有用或者用处很少的设备,没有创造出应有的社会价值,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国家的科技管理部门对高校科研经费投资和监管不力,验收成果的机制还很不健全。高校是公共组织,但是却像政府一样官本位色彩浓厚,一些领导以权谋私,从而产生教育腐败问题。
教育腐败危害高于其他腐败
“高校公贿虽然表面上未谋私利,其目的是办成自己的公事,但它既违反人们的道德良知,又是一种行贿犯罪行为。”
成都中医药大学2013届的毕业生很“悲催”。
据央视网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校长范昕建在2013年5月30日被抓了,该校应届毕业生们收到紧急通知:立即送回毕业证书!据说学校赶紧重做毕业证,盖章、签名,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正当毕业生们拿着新盖戳、签名的证书没多久,张书记也被抓了……
该校校长和书记因涉嫌违纪,被纪检部门调查,同一时间段内,校长和党委书记双双“落马”,在高校系统非常罕见。人们在调侃的同时,也不禁想问,大学怎么了?
“社会上的其他腐败行为主要是资金,涉及的人并不广泛,是看得见的;而高校腐败的危害是潜在性的,对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不利,也会导致科学技术缺乏原创动力,这种无形的损失造成的危害更持久、更严重。”李景平说。他以科研经费使用为例,有些教师申请到了经费却没有进行有效利用,有些科研项目是重复建设,缺乏原创性,这样使得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这不仅是浪费钱,更可怕的是败坏了学术风气。
袁柏顺也强调,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有其特殊性,它的功能理应是引领社会,而不是一味迎合社会。然而不少高校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陷入了不迎合社会就无法生存的境地,教师想要有好的生活,甚至维持基本的生存,往往不得不去适应甚至迎合社会。
教育应履行培养人的职能,如果连教师和学生都出现了腐败行为,就说明从高校出来的“产品”是不合格的。
2013年,何增科做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和资助课题“中国高校腐败治理研究”。通过问卷形式了解高校领导、学生家长和学生对高校腐败问题的看法。
问卷显示,三个群体排名前三位的高校腐败危害都包括“高校腐败严重影响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选项,在“高校腐败的其他危害”这个开放性问题中,高校学生和学生家长意见高度一致的看法是“高校腐败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对学生以后走上社会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何增科还提到一种特殊的腐败——高校公贿。
高校为了办成公事,比如拿地、拆迁、争取资金等会向实权部门和实权人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就属于高校公贿的范畴。
“高校公贿虽然表面上未谋私利,其目的是办成自己的公事,但它既违反人们的道德良知,又是一种行贿犯罪行为。”何增科表示,任由高校公贿行为泛滥,会突破高校领导和具体办事人员的道德底线,并且触犯法律。在助长腐败行为的同时,损害了高校老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同时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高校善治”是出路
“现在有些制度是一方面‘逼良为娼’,一方面却又在抓卖淫嫖娼的人。”
早在2008年,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就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在科研经费、物资采购、招生、评奖评选等方面都作出相关规定。但是,近两年高校腐败案件却仍然频频在媒体曝光。
“仅有制度是不够的,还要看这个制度本身好不好。既要建章立制,也要检查制度本身是不是‘恶法’。”何增科表示,制定的规则要合理化,避免让制度迫使人们去造假和腐败。比如高校教师评职称,很多时候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个规定的初衷是想提高教师发表论文的档次,但是文章的好坏不应该仅仅以文章的发表之处为标准,有些教师就可能为发表论文而贿赂编辑,这就是“制度的非预期后果”。
“现在有些制度是一方面‘逼良为娼’,一方面却又在抓卖淫嫖娼的人。”何增科说。
何增科指出,遏制高校腐败的根本途径是走向“高校善治”。具体来说就是高校各级领导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以提高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在高校管理中引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更高的透明度、更加自由公平的竞争、更有力的外部社会监督等,让高校管理体现透明、参与、合法性、法治、回应、公正、廉洁、效益等善治的基本价值。
“核心是要加强管理。”袁柏顺说。
一是管理理念。管理理念的改变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积极变化,以科研经费管理为例,现在国家明确一切来自财政的科研经费的性质是公共财产,高校教师在经费使用上就规范得多,而过去很多教师申请上经费就认为是私人资金,想怎么花是自己的自由,根本没有意识到对资金的不当利用也是腐败。
二是管理制度。袁柏顺认为现在高校中存在着“瞎管理”现象。比如科研经费报销的相关制度繁琐、刻板且不合理之处比比皆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性质的研究课题经费使用方式有很大差别,但是各级管理者往往从管理方便出发来设计制度,实行“一刀切”,对于学术交流、资料印刷、劳务费等项目的报销都有统一、固定的“框框”,这样就迫使教师应该开支的有时不能开支,而能够开支的项目有时却并不需要开支。
三是管理方法。“任何旨在增强透明与问责的管理方法,都有助于腐败预防。”袁柏顺说,“比如自主招生应该保证公开、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让学生家长之间、教授之间形成相互的监督,减少腐败的发生。”
要遏制高校腐败,李景平表示首先管理上要去行政化。因为目前在高校,领导同时掌握着学术资源和行政资源,两种权力的相互交织提供了腐败机会,应该让两种权力分离,不要相互交叉。同时,学校要加强内部的管理。他提倡“教授治校”,在高校建立“学术优先、创新优先”的体制,发挥学术在治校中的地位。
李景平强调,大学要严格自律。高校教师要遵守道德规范,“学术圈”内部的人要加强自律,并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