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通报了今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情况。同时，在检察机关的反腐败工作中，出现了严查行贿犯罪、打破“只做不说”惯例等新变化：严查行贿犯罪，重大案件信息公开制度化、常态化，重视“苍蝇”，敢打“老虎”。

对行贿犯罪追责力度的加大，反腐提速以及对渎职犯罪查处数量的飙升，大要案信息公开的制度化，三种检察机关反腐新变化，象征着自侦（注：自侦，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并自行立案侦查的简称，范围主要包括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依照贪污贿赂犯罪处理的案件及渎职犯罪案件等。）开启新模式，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发展道路上，可以说是一个新地标，具有里程碑意义。

里程碑意义在于这些变化有着明显承前启后的特征，就历史沿革来说，原来的三种情形都有其形成的独特环境。例如行贿犯罪的追责，行受贿犯罪属于对合犯，依法理数量应大体平衡，加之两者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因此从刑事非难、刑责总量来说也应趋近于均衡。

然而，刑法的成文上却给行贿犯罪以脱责的空间：除被索贿、无不正当利益不列为行贿外，“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更成为行贿脱罪的法宝。之所以这样规定，与侦查实践其实紧密相连：在侦查过程中，对行贿行为不予追责，将其列入“污点证人”的诉辩交易，更容易获取行贿者的口供；相反，在严格追究行贿责任情形下，会强化攻守同盟，让行受贿双方抱成一团，从而加大案件侦破难度。

但随着信息化、数据化的完善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的部分放宽，检察机关逐渐建立信息引导侦查的侦查模式，减少了对口供的依赖，渐渐形成了“从证到供”的侦查理念；而行贿犯罪的大量脱罪，无形中降低了行贿成本，强化了受贿的诱惑程度，破坏了社会应有的公正秩序，因此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无独有偶，渎职侵权犯罪虽然罪名繁多，然而在以往的侦查实践中，一则主要侧重于违反廉洁性的贪污贿赂惩罚，忽略违反制度性的渎职后果；二则不明确的岗位职责和部门规范的庞杂，具体追责往往难以援引；三则以往舆论及公众对于灾难性后果的关注、损失的反响传播力度远不如今。

随着对渎职侵权行为的深入了解，国家对公职人员作风、纪律及规章的逐渐严格、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公众对灾难性后果、巨大损失的反响以及追责的舆论氛围，这些都倒逼检察机关强化对渎职侵权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同样，以往反腐工作“只做不说”也有着历史基础：一直以来侦查神秘性和保密性，让反贪侦查工作与宣传、公示不能同步甚至严重脱节；其次，出于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的敏感度，侦查部门往往讳莫如深；第三，传统媒介及舆论对案件进展更为宽松，少有紧追；当然，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对于各种期限、告知义务也更易忽略。

主动披露案件进展的新变化，说明了侦查理念更加清晰、更加自信，对于程序、告知和相应保障更加到位，这显然也是一种进步。

然而，新地标并不意味着前途一马平川，有限的信息联网和跨部门信息与资料共享、消弱的技术侦查手段、尚存漏洞的刑事法律法规等因素，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无论是从实践、理念还是宣传，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