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奇：法学院里的“国际法人”

 朱文奇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担任法律顾问和上诉检察官，是迄今为止联合国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中唯一的中国籍检察官。如今，他回归学术，传道授业，为中国培养国际诉讼人才。

一生所学皆为所用

　　“我其实就是幸运。”谈起职业生涯的种种荣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导师朱文奇如此轻描淡写。

　　朱文奇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外，还是国际检察官协会（荷兰海牙）成员，哈佛战争法（空战法规则）起草委员会专家成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同时兼任世界著名的国际人道法刊物《国际红十字评论》编委，中国红十字会理事。

　　一路走来，朱文奇有太多耀眼的光环。

　　朱文奇从厦门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先后到法国、美国留学，主修国际法，并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担任法律顾问和上诉检察官，是迄今为止联合国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中唯一中国籍检察官。

　　朱文奇身穿深蓝色衬衣，黑色宽松的裤子，过去经历与他朴实的外表恍若两人。

　　对朱文奇来说，成为“国际法人”是一种幸运。

　　1988年从国外留学回国时，恰逢外交部需要国际法专业人才，于是朱文奇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进了外交部。

　　1993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激发了朱文奇的兴趣。他向外交部提交报名申请，外交部批示同意申请后，又经历了联合国国际法庭的重重选拔，并最终如愿进入国际刑事法庭。

　　在朱文奇看来，这又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一直相信，这是一段人生极其难得的宝贵经历。

　　“我始终在国际法圈子里。进入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就意味着以前的国际法律知识都能用上，并且随着实践还充实了许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刑法等方面的知识。”朱文奇回忆说。

　　2002年，他辞去在联合国的职务，回到外交部后又再次辞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后，朱文奇治学研究的同时，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著书立论，为研究和教授国际法及国际刑事法、国际刑事诉讼法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毕生研究和实践的都能用上，这很难得。”朱文奇如此总结。

结缘国际刑事法庭

    毫无疑问，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经历是朱文奇一生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分别于1993和1994年成立，1994年朱文奇到荷兰海牙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直至2002年。

　　从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个人到他离职时已有1500多人，对于联合国刑事法庭来说，朱文奇可谓元老级人物。对此，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是看着它（国际刑事法庭）长大的。”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在此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两个国际法庭，一是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登堡国际军事法庭，一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刑事法庭。这两个都是暂时性的，这两个国际法庭结束后直至1993年再也没有国际刑事法庭。

　　进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后，朱文奇先在法官处工作，后又应聘转到检察长办公室。在那里，他的主要职务是协助调查取证并准备起诉，在起诉时期负责里面所有法律问题的建议和解决。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长办公室每人都有负责的案子，广义上都称为检察官，但只有一个“头儿”，就是检察长。朱文奇主要负责前南与卢旺达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上诉”工作。由于审判需要调查，他经常来往于欧洲和卢旺达法庭所在地及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

　　1995年，朱文奇参与了“Tadic”一案，这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第一案，关系到了国际刑事法庭本身的生存，该案中国际刑事法庭要求作为主权国家的德国把正在审理的案子交由国际法庭，是史无前例的。“这起案件里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国际法律问题，需要探索。”他说。

　　事实上，很多国际法律问题都是实践中出现并且需要解决的。参与这些案件，对朱文奇后来教授的“国际刑法”以及2014年6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国际刑事诉讼法》有很大帮助。

　　在国际刑事法庭长达近8年的工作与生活，朱文奇几乎没讲过几句中文。“老实说，整个检察长办公室就我一个中国人，也没人跟我说啊。”朱文奇幽默道。不过，他有一个意外收获，因为英语和法语运用得极为流畅，甚至还获得联合国英语和法语的“语言精通证书”。

　　长期在国际刑事法庭中工作，朱文奇认为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国际刑事法庭没有警察，没有任何执行力。所以抓什么人或需要什么证人来作证等，都要通过国家来安排，“国际法庭没有军队和领土，所以一定要依靠各个国家的合作和配合。”朱文奇介绍。

　　“但是我们有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检察起诉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独立决定的。只要跟这案子有关系，不管你官多大，哪怕你是总统，也可以进行起诉。”朱文奇说。

培养国际诉讼人才

　　朱文奇先后两次从联合国、外交部辞职，选择了到大学当老师。

　　“辞职都是我主动提出的。”朱文奇表示，自己“已经过了要为前途奋斗的年龄，只是想静下心来，贡献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回报国家”。

　　“入了哪一行，就得为哪一行做点实际的东西。”朱文奇认为可以为中国国际法发展提供难能可贵的经验。

　　对于法学教学，朱文奇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我在世界走了一圈后，走了这么多年，发现中国国际诉讼人才特别缺，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培养年轻人。”朱文奇说。

　　2003年，朱文奇首次把“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大赛”引入中国。该大赛创建于1959年，现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国际赛事。

　　朱教授希望通过引入这项赛事，带给中国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思路。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大赛’让学生不仅从形式上学习，而且培养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运用国际法的具体规则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重大及复杂的实际问题。”朱文奇说。

　　对比中外法学教育，朱文奇认为，现在不少中国学生只是“复读”，只知道盲目记录老师所讲的而不真正去思考，这样不容易出思想，这与他所接受教育的方式截然不同。

　　结合在国际刑事法庭里的工作经验，朱文奇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国际刑事诉讼法等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庭，中国去的法律人才比较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总要有人走向世界，总应该拿出点东西。”朱文奇说。

　　让他欣慰的是，1993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陆续开设《国际刑法》这一门课，还专门设置了国际刑法研究所。

　　短短20年，这方面的书籍和研究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是最快的。

　　而在1993年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刚成立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设有“国际刑法”这一门课。当年进入国际法庭的人要么是“国际法”的背景，要么是“刑法”的背景。　　　　　　　　　　　　　　　　　　　　　　　　　　　　　　　　　　　　　　　　　　　　　　　　　　　　　　　　　　　　　　　　　　　　　　　　　　　　　　　　　　　　　　　　　　　　　　　　　　“还没有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

　　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成立，至今已经有120个国家先后加入，但中国一直没有加入。对此，朱文奇撰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在朱文奇看来，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到议程上来”，现在中国有很多其他要关心的问题。

　　为此，朱文奇表示，“先不说应不应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么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要有研究。”

　　在他看来，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有特殊责任的国家，“用《联合国宪章》的话来说，就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国家。”

　　朱文奇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还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这使中国少了紧迫感。

　　“但恰恰因为如此，中国才需要做一些相关研究。”朱文奇说，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入反而可以更好地提高自身形象和国际地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贡献，当然也意味着给世界带来正能量。 

　　反观中国国际法发展的现状，朱文奇表示，现在相当多的学者比较浮躁，考虑自己比较多，想国家的比较少，想世界的就更少，而国际法研究的都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站点比较高。

　　朱文奇以国际法规则为例做了说明。他表示：“国际法规一旦订立，能管好长时间，像15世纪制定的海洋自由原则，一直到今天都在用，是造福全人类而且是千秋万代的。”

　　“国际法规则定出来以后不是哪一个国家要执行，而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执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法的要求很高，另外它本身也很难掌握。”朱文奇遗憾地表示，“国际法曲高和寡，有点阳春白雪的味道。”

　　朱文奇认为，一个强国需要国际法的支撑。人才的稀少导致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因此对国际法的科目下的力度非常小，甚至杂志在考虑自身排名情况下都不愿刊发国际法的文章。

　　“国际法不受重视的情况应该改变。”朱文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