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失信者

    目前，失信名单将在全国铺开，企业或是个人，皆可通过申请人申请或法院根据职权，将失信者列入全国范围内的失信黑名单。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一直被作为社会道德标准。但是最近几年，诚信一直被认为是整个社会普遍缺失的一大问题。搜索网络不难发现，几乎每年媒体都会爆出多起失信事件。

　　近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了多位市民，大多数人均认为，诚信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一些小事，更能反映出诚信的大问题。

“只能自认倒霉”

　　无信无义的人和事，其实就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边界问题，失信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一点在其他一些国家，做的要比中国更加完善。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王涵的车被追尾了。

　　2014年4月末的这个晚上，突发的小事故让王涵持续了一整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报警后，交警认定对方负全责，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号码，车主当场表示根据实际情况，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本该是很好解决的一件交通事故，但是第二天王涵了解到的一个情况，让他预感这件事并不会那么轻松地就能解决。“那辆车根本没有车险，而且看上去已经‘身经百战’。从交警那里得知，车主还有很恶劣的前科。”

　　果不其然，王涵给车主打电话商议赔偿的事，遭到了对方“耍赖”般的应付：“我现在没有钱，你要是真让我赔，那车我就不要了。”

　　据王涵估计，那辆被车主随口就舍弃的汽车最多值3000块钱，可自己修车就花了1.7万元。

　　随后的几个月内，王涵多次与车主交涉，甚至说明了如果再不进行赔偿，就将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可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

　　“根据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不履行赔付义务的，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写得非常明白，他负全责，打官司的话肯定能赢，但是他还是没有钱还，能有什么办法？”王涵说。

　　王涵认为，车主在事故发生当天既然给出了“该赔多少就赔多少”的承诺，就应当履行责任。如果真的是有困难，当时说出来，自己也能理解。但车主3个月来的态度，让他非常无奈。“俗话说‘无财产者，无人格’，遇到这样的老赖，只能自认倒霉了。”

　　法律专业出身的王涵经常会接触到类似纠纷，因此对在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件理赔事件“也能理解”，他说其实自己并不生气，只是很无奈。

　　“在社会上遇到没财产的人确实挺无奈的，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不能因为财产去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限制他人身自由也不能解决这种缺钱的状态。最让人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有钱也不给你’的老赖。”王涵这样评价道。

　　他认为，这种无信无义的人和事，其实就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边界问题，失信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一点在其他一些国家，做的要比中国更加完善。

　　“有的国家对失信者有变相的惩罚。比如在欧美乘地铁的时候逃票，逃票的行为也算是一种诚信缺失。虽然欧美从来不查逃票，但一旦被查到逃票，它就会跟你的各项诚信体制挂钩——银行贷款、未来的信用记录等等，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中国的信用体制则很不健全。”王涵说。

　　当然，回到2014年4月这次不愉快的驾车经历，王涵说，“没有能力去偿还”和“想不想偿还”还是两回事，“虽然不能从之前的前科推论这人品行有问题，但在后来的接触中发现，他确实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如果当时直接说没有偿还能力，我也许就算了，或者说少些赔偿也可以接受，但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我。这种态度是最不能接受的。”王涵说。

“这钱要还是不要？”

   “一些比较严重的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但是平常的小事只能靠道德进行约束。”

　　张红打开手机里的电话簿，翻出王晓林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出键上方，久久没有按下。

　　随后，她叹了口气，将电话簿关掉，又打开短信，可好半天只打出了“晓林”两个字。

　　张红和王晓林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如今大学毕业两年，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张红是个上班族，本本分分挣工资。而王晓林在毕业时选择了自主创业，目前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监控设备公司。

　　3个月前，王晓林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向张红借了5000元钱，承诺一周后就还。可如今3个月过去了，“要钱”这事却成了张红的一块心病。

　　“刚毕业两年，存下些钱确实不容易，但是好朋友张口了，总不能不借吧，更何况当时说下周就还的。”想到这些，张红痛快地将5000元钱借给了王晓林。

　　一周后，王晓林没有还钱，也没有提还钱的事。

　　一个月过去了，王晓林依然没有还钱，不过却向张红保证下个月一定还。

　　如今3个月过去了，张红也遇到了急需用钱的事，该如何开口去要这个钱，让她犯了难。

　　“当初说好的很快就还的，可他却总是说下个月就还，下个月到底是哪个月？”对于王晓林这种说话不算话的行为，张红有些生气。在她看来，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诚信，尤其是朋友之间相处，肯将钱借给王晓林就是因为对他的信任，可现在王晓林的做法让张红有些难过。

　　“现在社会上诚信缺失的现象太严重了，很多时候你选择去相信别人，结果却伤害了自己。这种情况发生多了，就不愿意再轻易相信别人了。”张红坦言，在生活中，自己也会有失信于人的时候，一些随口说出的承诺可能过后就不记得了。

　　“其实每次自己失信于别人的时候，心里还是挺不好受的。不管是因为忘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无法做到承诺，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是挺重要的一块内容，没有做到诚信的话会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张红说。

　　在她看来，最近几年，国家对诚信教育越来越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发扬也越来越大。但是社会中一些不诚信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几乎人人都会遇到诚信缺失的情况。

　　“一些比较严重的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但是平常的小事只能靠道德进行约束。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就是从一点一滴的细小之处慢慢积累的，因此道德教育非常重要。”张红说。

　　尽管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张口要钱，但急用钱的事实让张红还是发出了一条短信：“晓林，你公司的资金周转怎么样了？最近遇到了点急事，需要用钱，所以你看那5000元钱什么时候方便还给我？”

　　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张红长出了一口气。

　　不过，她也做好了王晓林再度推脱的心理准备。

“老赖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国内法院正在统计长期未执行的案子，将未执行的情况整体过一遍，争取做到“不差、不漏”，将未执行的人记录下来，成为法院的执行黑名单。

　　北京某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周力最近非常忙碌，加班、出差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累”，成了他这段时间最多的感受。

　　“最近一段时间不按法律文书来履行的情况非常多，各种原因都有。作为执行法官，尽管需要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但是还是希望这样的案子能够少一点。”周力说。

　　在他看来，这些案件能够真切地反映出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

　　“身为法官，不能对被执行人产生道德评价，但就个人而言，‘老赖’问题更多是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但是在这种失信行为的背后，有着各种情况。所以对于老赖，在道德上对其进行负面评价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要思考是不是某些制度或机制出了问题，才给了众多‘老赖’较大的生存空间。”周力说。

　　尽管有时候执行会比较有难度，但是周力还是能理解被执行人的难处。

　　“有的人欠了钱不还，可能是真的没有钱。”周力说，更多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能力履行责任，而是不想这么做。

　　“可以说现在的制度不太鼓励还钱，不履行还款的惩罚机制也不健全，法院可以凭借的依据特别少。”周力举例子说：中国人民银行定的商业贷款利率大约高出基本利率的40%左右。如果企业第一年不还钱，利用这些钱去融资，可能获得的利润比需要支付给银行的逾期利息大得多，相比较之下还赚了。

　　周力透露，目前国内的法院正在统计长期未执行的案子，将未执行的情况整体过一遍，争取做到“不差、不漏”，将未执行的人记录下来，成为法院的执行黑名单。

　　“目前，失信名单将在全国铺开，企业或是个人，皆可通过申请人申请或法院根据职权，将失信者列入全国范围内的失信黑名单。这个名单在全国的征信系统里都有记录，将来会影响获取贷款、信用卡使用，甚至将来的商业合作伙伴也能查到这些失信不良记录，这对将来从事商业活动来说是非常不好的记录。”周力说。

　　他认为，在如何对失信者进行惩罚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还是有些差距。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又在向西方的一些优秀制度靠拢，在接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改革的阵痛，但是制度会越来越先进。因此，老赖的生存空间一定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