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我走在大江大河

  汪永晨瘸了。

  当记者见到汪永晨的时候，她正瘸着一条腿费劲地将家里的几株植物移植到一个大花盆中。

  “这是今年江河十年行活动中，有一天到一处排污口拍摄照片时摔的。”她对自己的受伤不以为意，就这么瘸着将整个行程坚持了下来。

  1954年生于北京的汪永晨今年整整60岁了，在这个本该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年纪，她仍然战斗在环保的第一线，并为此奔波着。   

一场与环保的邂逅

  最初，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化和教育类的记者，并没有关注环境。 

  1988年秋天，香山的红叶都红了的时候，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社科院研究员，给电台打来电话，反映游客在这么集中的时间去香山，随便乱折红叶，山上人太多，把黄栌的根都踩出来了。他对当时接电话的汪永晨说：“你们节目应该关注这个，要保护环境，否则我们的下一代就看不到香山的红叶了。”后来汪永晨去香山实地考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1993年，汪永晨跟几个记者到青藏高原采访。当他们一行到达格尔木后，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带到野牛沟，清晨3点出发，早上6点天蒙蒙亮的时候到达。

  据她回忆，当时青藏高原的所有动物，除了雪豹，都开始活动了，“野牦牛在奔跑，藏羚羊在吃草，就像野生动物乐园。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刚刚被猎杀的野牦牛，两个牛角朝天，皮也被扒了。当时有很多淘金的人，他们为了补充体能就是靠吃野牦牛。”汪永晨说，刚刚经历了野生动物乐园的一行人，突然就被人类杀害野生动物的惨象震撼了，心里流着血。

  那一刻，她下了一个决心，要把青藏高原的美，靠广播和声音告诉更多的人，也要把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和伤害告诉更多的人。

  1996年，汪永晨成立了“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开创了民间观鸟、领养树木等活动，先后组织志愿者参与沙漠、黄河边、长城脚下种树、在长江边保护濒危动物白鳍豚等环保活动。

  2000年夏天，绿家园志愿者启动了绿色记者沙龙项目。绿色记者沙龙的初衷是增加记者的环境知识，使其在报道环境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及时、准确。随后，绿色记者沙龙逐渐发展成为记者们学习环境知识、交流环境信息、探讨环境问题的平台，培养了大批热爱环境、关注环境的记者。

  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正式启动了江河十年行项目。汪永晨说，这一项目就是要用10年的时间观察、记录中国西部河流的变化，以及住在江边的老百姓与江河之间的命运关联。并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传递江河保护的信息及江河开发的公众参与。

  2014年，江河十年行已经进入到第9年。9年间，汪永晨走遍了大渡河、青衣江、雅砻江、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着重点也从最初的关注大坝和生态，发展到现在更关注住在江河边老百姓的文化风俗，以及他们与江河之间的命运关系。

  “江河十年行，是记者、专家和环保志愿者为中国西部江河写一部断代史，不仅留给后人，也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河流能够继续成为哺育我们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汪永晨说。

替环境着急的人

  自从成了“环保人”，汪永晨就处处留意环境的变化与保护。

  2003年9月1日，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估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在工程开工建设前必须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但是在汪永晨看来，尽管这部法律中对工程开发有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公众是否参与了评估等都有条可循，但一部法律的颁布并不能代表其会执行得顺畅。

  2004年初，北京市在顺义修建公路，因涉及苇塘湿地，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在得知该公路没有任何环境评估手续后，汪永晨有些生气：“犯了法就应得到制裁，这是从人类社会诞生法律后的公理。可是现在不要说有人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法被判刑了，就连知道这个法的人都很少。不然，怎么会在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里，一个工程项目的实施，竟然在没有人过问是否进行了环境评估的情况下开工了。施工者完全无视这一法律的存在。”

  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她认为，“湿地”的土地资源价值在各类地理资源中高居榜首，而一直备受国人重视的“耕地农田”价值最低。“我们的围湖造田要的只是湿地自身价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毁坏湿地，而且是北京这个曾经以风水好而被几代皇上定为国都的地方，目前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大地之肾——湿地，是在毁坏地球建康的躯体。”汪永晨说。

  同时，她也认为，如果作为一个公民，遵纪守法是为人最基本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估法》规范的不是杀人犯法，而是杀害地球上其他生命，包括危害人类自身健康的行为。公众对这些违法行为，当然应该说‘不’！”对待环保，汪永晨一直是爱憎分明。

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事

  汪永晨去日本时发现，日本的厕所都有很好的节水设计，马桶上方会有一个小洗手池，洗完手后的水直接流到马桶里冲马桶。她问中国的商人，为什么不学学人家的做法？得到的回答是“这点儿水，我们不在乎”。

  这样的回答让汪永晨感到担忧。“我们确实在大声呼吁，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奔小康时，也明白地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

  她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了一件她在国外遇到的事，“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纽约的一个河流污染事件，当时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河面上都可以点着火。一些做公益诉讼的律师就去起诉这些污染企业，替老百姓打官司。再用这些官司赢得的钱保护江河。”

  在她看来，目前国内的环境公益诉讼依然是困难重重。“比如我们关注到有些地方的江河存在人为污染，但是北京的学者和团体去起诉就不行，被告知只能是当地的利益相关群体才能起诉。可有时候当地老百姓的知识面和环保素质不能够支撑他们去做这样的起诉，或者他们的经济也不允许。该怎么办？”

  她对国外的公益诉讼在保护环境中起到的作用非常肯定。“日本的水俣病，很多律师甚至可以到现场取样多达百次，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最终寻求一个说法。”汪永晨说，“可中国现在，包括松花江污染、大连康菲漏油事件在内，每次事故和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和大众都会去关注，但是事后，承受这些灾难的当地老百姓该怎么获得补偿呢？”

  汪永晨呼吁中国的学者、公众，包括官员，应该在法律的层面和参与的层面，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公益诉讼，可以起到非常大的监督作用。”

  对于环保的未来，汪永晨说她一直抱有希望。“我们身边的环境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天空中的阴霾，水中的污染，都在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们，保护环境任重而道远。保护环境不仅仅是口号，而成了中国民众的行为。”汪永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