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思维转变”

    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是观念改变、思维方式的转变，三地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以及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快速崛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的高度，创新相应机制、体制。

　　环渤海经济圈、环首都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此前，多个概念曾试图将三者联系在一起。2004年的“廊坊共识”被认为铺就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度合作之路，但是一转眼10年过去了，京津冀一体化仍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京津冀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阻力？京津冀三地又该怎样突破层层障碍，实现各区域及京津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此，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区域经济系书记、《京津冀蓝皮书》副主编叶堂林。

考核制度需转变

　　记者：从2004年达成“廊坊共识”到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始终没有明显的进展，您认为主要阻力是什么？

　　叶堂林：最根本的阻力是“一亩三分地”的事务定性，即在现有财政体制下，一个区域只会考虑本区域的发展、财政收入和GDP，很难跳出原有的利益格局。比如：过去北京地铁很难通到河北，但现在中央要求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于是，北京地铁才通到河北去。

　　京津冀一体化，交通要先行，因为一体化或协动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信息的流动，流动最主要的载体是交通，所以交通一体化是基础。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阻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领导考核制度，中央通过GDP考核地方领导的制度，倒逼着各地领导不会把本地的“好东西”让给别人；另一方面是现行的财政体制，现在某一地区的财政收入只能用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这使得跨区域的利益协调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个地区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会考虑京津冀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第三，目前没有一个顶层机构进行协调。京津冀地区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它比较特殊，不存在“老大”，三地彼此“谁也不服谁”。

　　记者：外界一直认为北京是京津冀地区“老大”，政治话语权更高，您怎么看？

　　叶堂林：2006年，中央将天津定位为经济中心，所以天津认为自己是北方的经济贸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过去北京一直认为自己是“老大”，现在天津也觉得自己是“老大”，如此一来，两个地区的竞争大于合作。

　　京津冀最特殊的特点是双核结构，即中心是北京和天津。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核心，是京津冀地区合作的关键。目前，京津冀三地中，只有北京和河北之间有协商机制，这导致三地不能进行很好的沟通。

　　记者：怎样才能突破现有的阻力？

　　叶堂林：最重要的是思维转变，但要使思维发生转变，又需要改变现有考核制度，这很有难度。如果可以根据城市的功能进行考核，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对整个京津冀地区进行功能区分，对北京市中心采取项目限批，对北京只考核其首都功能完成情况。这样不但可以突破考核制度藩篱，而且可以避免北京市承担更多的压力。

产业转移需互相理解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北京回归其首都职能，河北很多人也希望北京部分产业能够转移到河北，以加快河北的发展，您怎么看？ 

　　叶堂林：京津冀地区合作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这块蛋糕怎么切，二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不是要分北京的这块蛋糕，而是要把三地的利益最大化，即把北京部分产业转移到河北，让河北发展起来，让北京有更多空间和精力去发展更高端的产业。

　　目前，北京城市运营成本很高。如果北京能把相应政策落实，那么北京周边就会得到快速发展的机会，北京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记者：据媒体的有关信息，北京更希望把低端产业，比如重工业等迁到河北，高端产业还是不愿意转移到其他区域，是这样吗？

　　叶堂林：北京因为资源多吸引了很多人，从而导致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自身发展而言，北京肯定不愿意把高端产业转移出去。北京需要转移的是聚集大量人口的低端产业，而且是迁移出去不会削弱其竞争力的产业。目前，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很符合上述条件，但实质上这些产业并不是低端产业，反而是“很挣钱”的产业。

　　其次，产业的转移需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北京而言，肯定希望人口消耗大、易污染空气的产业能够快速转移出去，但这并不是说北京的污染都转移到河北去了。有的企业在转移过程中实现了转型升级，在北京是污染企业，到河北后污染程度会降低。因此，北京要理解河北，河北也要理解北京，况且由于目前河北省没有相应的环境和土壤，一些高端产业即使转移到河北也可能是死路一条。

　　记者：京津冀三地的话语权并不对等，多年来河北一直被迫付出，从官厅水库和流行的“京津的后花园”说法就能看出端倪，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叶堂林：现在河北提出了“服务首都，发展自己”的发展口号，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好，服务不完全是吃亏。张家口、承德之所以被北京“负拉动”，是因为没有一个相应的机制。如果建立相应的机制，这种服务本身是可以带来效益的。因此，这种拉动的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

　　记者：有人认为，多年来，河北经济发展缓慢且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是因为定位不够清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您认为河北应该怎样定位？

　　叶堂林：河北需要制定属于自己的发展战略，要尽量利用河北自身的优势，整体发展起来。目前，北京、河北两地很多产业结构不对等，使得北京的许多研发成果无法在河北落地。因此，河北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筑巢引凤，要琢磨北京有什么，要学会利用北京的资源发展河北，要调整产业结构以拉近和北京的“距离”。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改变。这种改变对河北自身和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都有好处。

未来的经济增长点

　　记者：有人说，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地从此前的协调发展到现在的协同发展，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雾霾，环境治理问题是京津冀一体化得以推进的突破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叶堂林：没有问题就没有合作的空间。许多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从最先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始的。过去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支持，现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北京或中央给予更多支持。北京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河北付出了很多，单就“两会”的治安维护而言，每年河北派出的警察数量都比其他地区要多一些。河北为北京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也理应得到一些回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特别关注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是因为它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发展滞后。

　　其次，京津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它发展起来就能带动环渤海地区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比如辽宁、山东等。京津冀地区能不能崛起，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关系到中国整个北方地区能不能快速崛起，以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的发展。另外，这个区域本身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多方面因素使其发展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记者：河北应为迎接被转移的产业做好哪些准备？

　　叶堂林：市场经济做好市场最重要。因此，河北省政府要在战略上进行探索，要抓住京津冀一体化的机会，尽可能地落地一些适合当地发展的项目、承接一部分转移产业，为其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记者：您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河北肯定是受利的？这对北京有什么影响？

　　叶堂林：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北京的产业转移到河北后，河北没有好的基础条件承接下来。河北不能总指责北京输送的是低端产业，现在需要做的是营造好的环境，并相互理解。

　　对北京而言，通过产业转移舍弃部分东西后，可以留下空间、资源发展更高端的东西，可以承接国外更高端的产业。北京市提出的“四个中心”建设，最后一个是“科技创新中心”。这说明北京需要在产业转移后有自己的东西，即高端的、能引领中国未来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发动机”的产业。

　　记者：对北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叶堂林：是的。产业转型升级，从短期看，北京有损失，但从长远看，是机会。

　　记者：京津冀一体化大概多久能成型？

　　叶堂林：京津冀一体化不可能一出规划就一体化。我估计三四年内，河北还是河北，北京还是北京，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波动，但10年或20年后，彼此可能会慢慢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