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学者刘练军

 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刘练军身份突变，薪水日增，但他严厉依然，以至于学生投票选“最喜欢的老师”时，总排在后面。

5月10日，这位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社会弊病的温和派学者、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书房里接受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的采访。

“功利”法学情

刘练军生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苏轼曾作诗《过都昌》，赞美这里“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但生长于此的刘练军却爱上了“实用主义”学科——法学。

小时候，地地道道农民家庭出身的刘练军，很少有机会接触教材以外的书籍。上中学后，在部队工作的叔叔结识了一位做法律顾问的朋友，常带一些法律书回家，这些书成了刘练军最早的法学启蒙。

1994年9月，刘练军顺利考上了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九江学院），进入政法系学习政治教育。

当时，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法系专门开设了法学课程，承担教学的教师多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用刘练军的话说“有一半以上老师，都是法学院（校）毕业”。

因此，主修政治教育专业的刘练军，常常有机会“涉法”，但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他的法学路走得艰难而崎岖。

1997年7月，刘练军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都昌县二中教书。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在教学之余，他刻苦复习，于2000年考取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这次刘练军和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同住一栋楼。他经常和法学院的学生走动，到法学院去听讲座，还结识了当时法学院的优等生、现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张薇薇。

尽管热爱法学，但工作与就业的压力，使刘练军又一次与其擦肩而过。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前往嘉兴学院任教，教授“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苦心人天不负。又经过3年的努力，2005年，刘练军考上了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博士研究生，重回杭州，研习宪法学。

几经波折得到的机会，刘练军分外珍惜。在博士研究期间，他刻苦钻研，持续发表论文十余篇，远远超过了当年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要求。

2008年5月，刘练军以优异成绩毕业，加盟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年3月，他被杭州市政府列为“师从名师”计划重点培养人选，同年9月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

至此，刘练军的法学梦似乎日渐圆满，但他仍然焦虑。一方面，他很努力，却始终不受大部分学生欢迎；另一方面，他看到当下中国学者普遍身份多元化，少有人潜心研究。

“实诚”严师

刘练军的困惑，从他的学生中间得到了印证。

杭州师范大学2013级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管美芳告诉记者，她选修刘练军的“民主与法治”课快1年了，在课堂上，刘经常针砭时弊点评社会不良现象，颇受“类似我这样（关注时政）的学生喜爱”。

同时，刘练军也爱批评学生，管美芳告诉记者，每当一堂课上，刘练军多次强调“不要玩手机”后，仍有许多同学我行我素时，他会暂停讲课，“用挺严厉的眼神，狠狠地剜着你”。在管美芳看来，很多学生在投票选“最喜欢的老师”时，没有选择刘练军，是因为他太严厉，太认真。

和管美芳有同感的，还有杭州师范大学2012级研究生谢超。谢超刚考上研究生时，因“不务正业”，边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边学法学。刘练军知道后特别生气，见了谢超就批评：“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特别不专注。”

这次批评后，他们成了亦师亦友的朋友，常常一起吃早餐、聊天。在谢超看来，刘练军是个非常严肃的学者，第一次见面会让人感觉不容易亲近，但熟悉了“感觉还是比较平和”。

但管美芳认为，刘练军极具冷幽默，“很有社会责任感”，敢说敢批评。2008年和刘练军在重庆法理学论坛上相识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常安则认为，刘练军是个实诚又天真的人，“爱放炮”。

在常安看来，刘练军的“爱放炮”有两种表现：一是在报刊、微博等媒体上，大胆宣扬自己的观点；二是在学术辩论会上“认死理”。他告诉记者，2011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刘练军在点评国内一位著名学者作品时“挺直接，险些让人家下不了台”。

刘练军却说：“常有人说我‘愤青’，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温和派“愤青”

刘练军给自己的定位是温和派。他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和改革，反对全面推倒重来的革命。在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他致辞说：“一个真正领悟法律精神的人，既不是阻碍社会变革的顽固派，亦不会变为偏激冒进的革命派，它必定是支持改革与改良的温和派。”

但刘练军的“温和”是带刺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法律秩序如何形成》一文中回忆说，2012年6月，首届世界华人法哲学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论及时事与“公知”，刘练军以“要是公知靠得住，母猪也能爬上树”做结语，引发满场哄笑。

刘练军的博士生导师林来梵，在刘练军的法学随笔集《法治的谜面》序言中写道：“刘的文字，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氛围一样，都是焦灼的。”他的“焦灼”，不仅表现在对学生“人在课堂、心系手机”的惋惜和失望，更在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切。

比如谈到反腐，刘练军认为，社会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身份多元和身份错位引起了各种利益冲突”。在他看来，“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学者。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角色错位太厉害。”

在批评国内有的学者评上教授后不再做研究、写论文时，刘练军举例说，国外的计算机编程高手做了主管、经理后，依然亲自写代码、编程，在一线创新。因此，他要做一个纯洁的法律人，保持唯一的社会身份——大学教师，“律师、商人、公知等身份我统统不稀罕。”刘练军说。

事实上，完全避开公知身份十分困难。刘练军除了担任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公法与理论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外，还担任了浙江省法理学和法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但这些只是挂挂名，有事开开会。”刘练军说。

说起司法改革，刘练军痛批我国法院内设机构太多，有的法院行政人员比法官人还多，他说：“司法唯一的天职是依法裁判纠纷，此外不应参与任何政治或社会事务。否则，司法在纠纷争议面前很难保持中立而进行裁判。”

犀利、热忱、有学识、有正义感，这是学生对刘练军的评价，也是他真实学者身份的写照。对时事的关心与批评，并没有妨碍他的学术研究。

目前，刘练军已出版了《消极主义：宪法审查的一种哲学立场》和《司法要论》两本学术专著，2012年7月荣获中国法学会第七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2013年10月，获中国法学会首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提名奖。

常安评价说，国内年轻学者中“有两本专著的学者并不多”，刘练军已经小有成就，尤其是“消极主义”开创了国内探讨宪法审查价值的先河，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备受关注。

谈及未来，刘练军既不想再写针砭时弊的评论文章，也不想和开豪车的同学比赚钱，只想沉下心来，“写点富有学术功底和见解的高质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