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抑郁”为什么？

最近频发的官员自杀后官方当天给出“因抑郁症而自杀”的结论，遭遇公众质疑。而公众、官方和官员同时对“抑郁症”的误解和歧视，更是加剧了患病官员的病情隐瞒和拖延不治。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严重危害公众健康。

在精神卫生领域，抑郁症常常被戏称为“精神感冒”，是精神疾病领域的常见病。本来，精神疾病并不以患者的社会身份地位作为区别条件，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压力与抑郁情绪都会转变为抑郁症，导致自杀。但是中国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控者和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却频频出现因为抑郁症或者抑郁问题而产生自杀的事件，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官员自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公众更多关心的是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着腐败问题。但是除个别官员确因涉及腐败而畏罪自杀外，大多数以自杀方式来结束生命的官员可能都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心病”源于个人应激反应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师、心理咨询师赵丞智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自杀存在很多危险因素，比如贫困、重病导致的生活质量低下，至亲逝世、自然灾害等急慢性应激事件，但导致自杀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精神疾病，其中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对官员这个社会群体来说，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可能是造成自杀行为的主要原因。

“所有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人格健全都跟他小时候的养育方式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幼年的家庭教育、父母言行、思维、习惯都会影响他的人格塑造，而这是决定他如何处理应激事件方式的根源。”赵丞智说，尽管抑郁症没有基因上的遗传性，但是与患者早年的生活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家庭的养育方式、父母的言传身教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联系。

在赵丞智接触的抑郁症案例中，除了一小部分病人是脑神经递质出现问题，其余绝大多数人患抑郁症，是因为个人价值系统出现了问题。一个人能否妥善处理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来自他从小接受的人际关系处理习惯，很难因为其工作身份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曼陀海斯北京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蒙琳徽告诉记者，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抑郁情绪，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情绪。能够正确处理、面对自己的抑郁情绪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心理疾病的产生和蔓延。

“抑郁”来自

官场政治生态压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由于领导干部负责制的政绩考核制度，在很多重大问题、事故上，主管官员的任免都实行“一票否决制”。在两会、国庆等特殊时期，他和所有地方干部一样终日都提心吊胆，生怕在维稳、污染治理等问题上面出现任何差池。

“我的电话要求是24小时不关机的。那时候（全国两会期间）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会有噩梦。有时候，能盯着电话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生怕它响，可是又怕出了事故他响得不够及时……”尽管知道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却没有时间和途径去排解这些压力，最终只能压在心底。

这位政府官员还告诉记者，由于晋升空间的单一，面临同级干部与同事之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有时候为了能够得到领导重视与器重，往往平日里看似很要好的“朋友”都会在暗地里进行政治斗争。

“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让你不知道周围谁值得信任，没有几个能够真心坐在一起说说话的朋友。”尽管这个官员的级别并不高，但是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事实却让他每天生活在猜忌与质疑之中。不难想象，长期处于这样的压力环境中，势必会产生负面的心理情绪和心理问题。

不仅“一票否决制”的考核制度，和单一科层制的晋升机制牵动着官员们紧绷的神经，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与官场文化，也给走上仕途的官员们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大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杏发在研究中发现，由于贪污腐败造成的官员心理抑郁、产生自杀行为尤为突出。他在《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一文中系统分析了对我国官员产生心理压力的诸多因素。

“处在集体腐败环境下的官员，需要按照潜规则行事，自身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这既可能导致官员长期紧张忧郁并最终罹患精神疾病而走向自杀，也可能按照某种内部规则而被迫自杀。”齐杏发认为，官员的精神压力不仅是来自官场内部的集体腐败与政治斗争，同时也来自外部的社会压力与政治生态剧变。

四川省彭州市市委原书记陈家荣落马后感叹：“钱没有带给我幸福。案发前，它让我心虚、失眠、惊吓，精神抑郁。”而被捕之后，他反而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精神不抑不郁，身体强多了。

不健康的官场文化扭曲了官员的价值观，也势必会导致廉政干部在集体腐败中格格不入，最后成为政治斗争的淘汰者而产生抑郁情绪。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话说，“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傲慢与偏见”

长期阻碍危机干预与防治

公众长期对精神类疾病有着深深的误解和歧视，绝大部分人对抑郁症都持有偏见，无法正确认识、客观面对。身份光鲜的领导干部，更容易以傲慢的态度漠视客观存在的心理问题，最终使自己受困于这个“精神感冒”。

在赵丞智接触的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位河北的官员让他印象深刻。

他找到赵丞智的时候，已经连续很长一段时间失眠，警觉，不思茶饭，他对自己的前途和生活都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

赵丞智确认，这个官员患上了抑郁症，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可是这位官员害怕自己的病情被别人知道，造成不好的影响。赵丞智以专业精湛的医疗业务素质取得他的信任时，他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由于这位官员平时工作十分繁忙，不能请假，加之害怕往来回龙观医院造成不好影响，最终只是开了一些药物就离开了，没有接受心理辅导治疗，后来也没有再来回龙观医院就诊。

“抑郁症是可以被治愈的，治疗办法很多。药物治疗只是辅助治疗手段，复发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可以从抑郁症的根源入手，治疗效果很好。”赵丞智坦言，没有心理辅导的药物治疗不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在国内，对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中，一项“抑郁症”的精神疾病帽子足以毁掉任何官员的政治生命，所以官员们在处理心理抑郁问题上，往往选择隐姓埋名的药物治疗，抑或讳疾弃医，放任不管。

为此，赵丞智建议不仅政府机关内部要建立独立的、不影响官员政治前途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同时还要加大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科学认知的宣传力度，让公众和官员正确认识抑郁症，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避免由于延误病情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在近年来公务人员和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中，官方结论和媒体习惯性愿意用“因抑郁症而自杀”来对官员的死亡进行快速的盖棺定论。但是记者从专业的心理医生口中得知，对于自杀者是否死于抑郁症，医学上有着专业的鉴定手段——心理解剖。

赵丞智告诉记者，如同法医对死者的生理解剖一样，医学界对自杀者是否死于精神疾病或抑郁症的鉴定，也有着一套完整而科学的鉴定程序。而这个程序，需要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与实务工作。他认为，对于官员自杀后官方当天给出“因抑郁症而自杀”的结论，仅从时间来看，是没有经过科学方式鉴定的。遵循科学规律对死者的死因鉴定，不仅是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更是对政府自身负责，对全社会负责的行为。

抑郁症，这个已经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存在许久的“精神感冒”，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理解。也许，保障官员身心健康地工作和生活，首先给他们以作为“人”的基本治病权利，才是保障权利在阳光下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