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宜:一个闯入凉山麻风村的台湾女人

  “你是‘感动中国’的那位张小姐吗?”飞机上有人认出了她。

  “是。”

  看完证件,确定她是张平宜后,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叠钞票给她。

  尽管募款多年,但这种“赤裸裸”的方式,张平宜还是第一次碰见。

  10多年来,台湾女记者张平宜放弃了原本优越的生活,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村从事教育事业。为了让这些与世隔绝的孩子尽快地融入社会,这位“不小心”闯入隔离世界的女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努力。

  去年年底,张平宜的纪实随笔集《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大陆出版,来京宣传新书期间,张平宜在酒店接受了本社记者的专访。第一眼见到她,娇小的身材,整齐的短发,眼睛中闪动着光芒,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女人。

  

闯入隔离的世界

  2000年,张平宜在台湾接到一个电话,立即奔赴四川凉山越西县,越西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属于麻风病高流行县,不仅麻风病人多,麻风病人子女更多,常年与社会隔绝,村子几成文盲村。在那里,她初次邂逅大营盘小学,这也是凉山17个县市19个麻风村中唯一的简易教学点。

  大营盘曾被人称为“隐形的村落”。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治疗,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当时这所官方小学已经破旧不堪,连唯一的代课老师都说要转行卖水果。在村里转了两天,总有一群小孩跟在后面,衣衫褴褛,腼腆的笑容在她眼前荡漾。离开大营盘前,她慷慨激昂地说学校不能倒,那是孩子回归正常社会的希望所在。

  那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大营盘,同时也改变了她。

  很多人会好奇,一个台湾女人为什么对这样的议题感兴趣?在张平宜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台湾有一个乐生疗养院要拆迁,那时候她正怀孕9个月,要生产了,一个老神父跑来找她,希望她报道那些麻风病人的故事。

  “当时大家对麻风病的了解就是麻风病会传染,麻风病人有点可怕。虽然我跑了十几年的新闻,但这样的议题对我这个要当妈妈的人来说,还是考虑了很久。”张平宜回忆说,“那个神父找了我3次,告诉我没有人愿意报道这个议题,我心中莫名的正义感出来了,我说好吧,我去。”

  生产完3个月,她又想去内地走走,看看那里的麻风病患者。

  12天探访四川、云南边缘6个麻风村,深入偏远的底层农村把她整惨了。穷山恶水,路途遥远不说,连续几天没法洗澡,看到镜子中狼狈的模样,她暗暗发誓再也不来了。

  回台北发完稿,张平宜刻意不去想那些麻风村,但是那一群骨瘦如柴、肚大如鼓的小孩,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空洞无知的眼神一直追着她到处跑。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从1999年到2001年,她远赴广东、云南、四川共20多个麻风村探访,马不停蹄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而大营盘是她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

 

重建大营盘学校

  刚到大营盘小学,张平宜发现仅有的两间土房子也快倒了,全部校产就是两块嵌在墙上的黑板、两张讲桌和17套破旧桌椅。创校至今,每年有七八十名学生入学,却没有一个正式的老师,也没有出过一个正式毕业生。

  张平宜决定筹钱重建大营盘小学。

  回到台湾,她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说服潜在的资助者。然后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新学校的监工。随后,她辞去工作,创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从事大营盘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事业。

  2002年,国际麻风防治日,张平宜在台湾街头举行艺术蜡烛义卖,短短两个钟头,她卖掉几百个蜡烛,共筹到60多万善款。

  重建后的大营盘小学正式开学了,四间教室、活动室、图书室、厨房、厕所、医务室和一个水泥操场……大营盘有了崭新的风貌,苦熬了1年,张平宜也盼到越西教育局的允诺,两位年轻的汉族老师加入了教师阵容。

  第一次就招收了69个孩子。“我说,请你来我们学校读书,我们给车费、给生活费,你来这读书就好。”张平宜回忆,为了吸引更多麻风村的孩子读书,她直接找到凉山州教育局,拿到红头文件,也就是说让跨县就读成为合理要求,学籍可以正常转入大营盘学校。“所以,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官方帮忙,其实真的做不了。”她感叹道,“自己并不善于跟凉山的官员打交道,他们蛮喜欢我,也蛮讨厌我。”

  有时候当地官员会说:“张小姐,我们已经对大营盘做了很多倾斜。”张平宜会说,“那你就多倾斜一点”。

 

卖书筹款

  虽然,张平宜成为“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但她坦承,自己从没有认识一位大陆企业界的朋友。

  成立专项基金需要100万人民币,她希望能卖30万本书,每本捐3.6元版税。“我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做,我写我10年的历程,你认同我就买了这本书,然后我捐版税,这等于你在跟我一起做这件事。”她说。

  著名作家阎连科是最早读到《触:台湾娘子上凉山》一书的人。收到这本书后,他从早晨6时起床开始看,直至中午11时,期间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还有“崇高”存在。“我们经常抱怨这个社会没有底线,道德堕落,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感觉到世界上充满温暖。”阎连科说。

  “募到钱再设立基金,相信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后,再出来捐款,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基金是如何监督、运作、管理,这会好一点吧。”在张平宜看来,很多事情不着急。

  接下来,她要到云南、贵州、四川去,那里还有很多麻风村藏在深山里没被发现,她很想把她的经验,结合当地的草根组织一起做。比起他们,张平宜似乎更幸运,因为她所做的公益被看见了。

  “所以,我的梦想是把我10多年的经验跟各位分享,与更多组织合作去帮助他们,如果很多企业家愿意倾听我的东西,我愿意把麻风村的需要告诉这些人,我希望募来的资金能够协助草根组织做更多事,有些东西真的没办法一个人做,我自己也尝过小组织的那种艰辛,如果我能够帮助其他组织,我觉得我得奖才是有意义的。”张平宜说。

  记者:您是怎么鼓励麻风村的孩子融入社会?

  张平宜:麻风村因为隔离太久已经被社会边缘化,麻风病人要融入社会确实很难。但是他们的下一代,你一定要给他身份,让他们可以回到社会来。融入社会,才有办法跟大家竞争啊,经由各种工作和生活的历练,慢慢地用时间洗去他们的烙印。因为他们出来在外面发展之后,就会在各个地方落脚,老一代凋零,年轻一代在其他地方生根,麻风村自然就瓦解了。

  我希望他们走出去,但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我一直跟这些孩子讲,要去面对自己是麻风村孩子的命运。你只有接受现实,才能克服你内心的魔障,才能面对你的未来。

  记者:社会对做公益的人要求很高,您认为他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

  张平宜:曾经有记者写我下了飞机一脸的沧桑,穿着学生的羽绒衣,一幅不修边幅的样子,其实我上机场都会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要把做公益当成一件有意义的事,贡献力量是很难的,要有人去执行,但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执行的人,她永远像菩萨一样,她也要吃,她也要活,她也要有她的快乐,你要允许她有一点喝咖啡的乐趣,允许她偶尔可以去享受一下SPA,她用她自己赚的钱,难道不能吗?

    我不喜欢人家把公益想成是一个苦行僧,可我是一个快乐的苦行僧,一个爱漂亮的苦行僧,一个永远不忘记我对生命还有热情的苦行僧。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这个事情,应该是苦并快乐着。

  记者:在麻风村的孩子眼中,您通常是一个什么角色?

  张平宜:我觉得他们都会把我当妈妈。可是我觉得叫“妈”好沉重,叫“阿姨”也好沉重,我现在就是他们的朋友、老师、阿姨,还有母亲,我的角色是多变化的。但是我在学校里有时是很弱势的,我的生活需要他们打理,我洗澡的时候没水,他们就要帮我挑水。其实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如果没有他们,把我放在麻风村,我就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环境,我没法像他们那样充满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