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为“失独者”建立专门养老院

    相比于经济补助，失独者最大的痛苦是面临没人照料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孤独。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失独老人养老院”，为失独者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对他们的养老负责到底。

　　京郊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青山环绕、绿树掩映。1999年，16岁的少女张穆然安息在这里。每年1月16日，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独生女儿的祭日。

　　女儿的墓地，背靠山体，面向原野。夫妇俩开始是每周，后来是每隔两周，选择一个礼拜天，乘地铁转公交去陵园看望女儿，尽管单程耗时就得两个钟头，但夫妻俩依然风雨无阻。类似这样的失独家庭目前在中国已达百万。

　　2002年，《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利用双休日或假期对6个典型失独家庭进行探访，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这也是国内首个关注失独家庭的报告，立即引发了全社会对失独家庭生存现状的关注与讨论。

　　如今10年过去，杨晓升所构想的失独家庭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

　　5月14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走进北京文联专访杨晓升，他明确提出两个观点：人口控制是大方向，但要让每一对育龄夫妻都有生两个孩子的自由；国家要对失独者负责到底。

“育龄夫妻都有生

两个孩子的自由”

　　“虽然中国国情下效仿新加坡不太现实，但至少任何一对育龄夫妻都可以自由生二胎。这从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上也是科学合理的。”

　　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表示，失独家庭的增加速度令人担忧。他粗略计算了一下，从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七成生于1991年之后，五成生于1998年之后，这说明独生子女家庭在快速增加。

　　在杨晓升看来，计划生育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做出的决策，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等因素的影响，那时只按人均资源来算，从消费角度考虑问题，认为人口多是负担，而不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理解人口其实也是生产力。

　　从2002年开始，杨晓升开始走进那些遭遇意外灾难的独生子女家庭，前后花了2年时间采访和写作，选取了6个典型独生子女家庭，运用报道文学手法，讲述这些失独家庭的凄凉处境。这些不幸夭折的独生子女既有遭遇车祸的豆蔻少年，也有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花季少女，灾难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深深的悲哀和黑暗之中。

　　杨晓升试图从失独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程度、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只有一个孩子”家庭模式的血缘生态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虽然，揭人家的伤痛是他极不情愿，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但是杨晓升不得不做。多年前，当他接二连三地从媒体上获悉某城市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时候，让他不寒而栗，内心深处感到难以言状的颤动和同情。“当我像中国繁华都市里许许多多三口之家那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时，忽然间却害怕失去什么。”他说。

　　“一个孩子的风险系数太大，而且独生政策也持续了30多年，现在舆论不断在呼吁，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允许单独二胎政策。但这个力度还不够，我认为任何一个家庭都有生育两个孩子的自由，他们生或不生由他们决定。”杨晓升说，“两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比一个孤独的孩子更有益于成长，独生子女往往是家庭的太阳、核心，家里人都围着他转，这也助长了孩子娇气、自我、任性。举个例子，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如果离婚怎么分呢，这需要保持一个平衡。”

　　目前，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大城市，育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但在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该交罚款照交。在杨晓升看来，这些家庭首先考虑的是中国传统多子多福，但不会首先考虑能不能抚养好他们。

　　在新加坡，生育政策按文化素质制定，文化程度越高可以生得越多。对此，杨晓升认为较为合理，高素质育龄夫妻的身体状况、智力、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方面对后代培养有益，也是对国家有利，但任凭自然生，生育以后也不教育，孩子甚至去犯罪，这样对国家也没有好处。

　　“虽然在中国国情下，效仿新加坡不太现实，但至少任何一对育龄夫妻都可以自由生二胎。这从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上也是科学合理的，但要严格控制二胎以上的生育。”杨晓升表示，人口过多会带来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国家要对失独者负责到底”

  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失独老人养老院”，为失独者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对他们的养老负责到底。

　　据原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超过100万个。而一些人口学家以此推算，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个。

　　杨晓升说，“失独者”是今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要面临的社会问题，如何让他们摆脱失子之痛，安然度过后半生，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对失独公民的权益保障内容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此规定从立法和可操作角度而言，都显得过于含糊其辞。

    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项针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扶助制度，当年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行。2008年，北京市开始给予失独夫妻每人每月200元补助，而在其他省市，失独父母每人每年补助大概在1200元左右。2012年11月底，深圳福田区将年满49岁的失独夫妻扶助金从现有的450元/月最高提至1500元/月，是目前国内提出的最高补助标准。

　　对此，杨晓升表示，国家对失独者的关注和重视比10年前有所改进，但采取哪些切实有力的措施，现在还看不到。这些补助对失独者而言远远不够，相比于经济补助，失独者最大的痛苦是面临没人照料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孤独。

　　杨晓升认为，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失独老人养老院”，为失独者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对他们的养老负责到底。根据失独家庭实际情况，只要是不能再生育，孩子夭折，就要对他们承诺，一旦有养老需求，国家一定对他们负责到底。而精神抚慰不是领导来看看，而是适当组织志愿者、医疗队、居委会，包括单位形成联手，把对他们的关爱，尤其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常规化，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措施，而不是一阵风。“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尽快把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最怕的是孤独，没有人帮助他。”

　　《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问世至今，又过去10年，这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杨晓升相信国家有实力来帮助他们。

　　对于近期失独者进京提出诉求一事，杨晓升表示，这些失独父母的反映和诉求都是正当的，关键是国家是否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之所以花费成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诉求，一定是当地政府未能重视他们的问题。没有补偿的法律依据，就应该研究制定，任何法律法规都是逐渐完善的，如果只仅仅这么回答那是不负责任的。

失独父母领养再生都是难题

  “中国式失独”现象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那些遭受了巨大伤痛的父母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阴霾中走出来。”

　　“孩子走了，我们还得痛苦地活着。尤其是每到节假日，看着邻居家子女回来热热闹闹，而自家却无比冷清。”这是苏阳（化名）失去独子5年后，鼓足勇气向记者吐露心声。现年59岁的苏阳，原是河南某高校的一位校级领导。2008年，20岁的儿子死于车祸后，心灰意冷的他辞去领导职务，做了一名普通老师。

　　对于这样高龄失独父母来说，无论是通过助孕再生孩子，还是领养孩子都遇到不同的难题。

　　2013年，汶川地震发生5年来，杨晓升组织策划了4篇报告文学，其中一篇是有关“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这篇由四川绵阳女作家贺小晴深入灾区探访后发回的报道《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刊登在《北京文学》后，引起很大反响。

　　在汶川，有6000多对父母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孩子，灾后政府给他们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指标。但遗憾的是，有1/3的母亲没能再生育。一面是失去孩子的痛，一面是再度怀孕的难，失独母亲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贺小晴通过对不同丧子家庭再生育的近距离采访，揭示失独家庭再生子女艰苦卓绝的历程。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重大自然灾害，更使失独父母数量激增。

　　2013年，安徽六旬老太盛海琳失独后试管怀孕生下双胞胎女儿的新闻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在杨晓升看来，盛海琳算这个群体最幸运的母亲。“孩子夭折后都愿意生，但不是谁都能成功。”

　　杨晓升所在单位有一名失独母亲，前年她的12岁女儿跳楼后，到现在也没上班，这位母亲依然想再生，道理很简单，没有孩子的家庭是没有希望的，按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没了当然想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再生。

　　杨晓升表示，有的女性生理条件已经不允许再生，有的是身体还可以，但由于遭受打击，在怀孕过程中，精神没有调整好，依然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中没能解脱出来，那对于新怀的生命是不利的，精神受挫会进一步影响生理条件。“这位失独母亲虽然好不容易怀上了，但又自然性流产了，如果身体不是处在一个愉快健康的环境下，怎么能保证胎儿健康发育呢。”他补充道。

　　此外，高龄失独父母领养孩子，由于年龄过高，孩子很快会成为孤儿，即使孩子未成为孤儿，在他最需要父母帮助时，由于父母的衰老，孩子不得不担当起照顾父母的重担，而这实际上是年幼的孩子无法承担的责任。

　　在杨晓升的报告文学中，还提到失独者林为忠再生孩子的艰辛，16岁的儿子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生命，夫妻俩费尽周折，终于如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然而却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儿子。身为父母，所有的艰辛和付出又无可奈何地重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复与轮回。

　　“中国式失独”现象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养儿防老”，不光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些遭受了巨大伤痛的父母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阴霾中走出来。逝者已去，过去的事情无法再改变。“只是希望政府为这些失独父母提供相应的养老制度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杨晓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