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争鸣中的“名正言顺”

近年来，改名热潮的兴起，尤其是知名地名的变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襄樊”改“襄阳”，“思茅”改“普洱”都曾引起巨大争议。

一地之名，不仅是标注在地图上的地域识别符号，更是记录一段历史风云的“活化石”，维系一方文脉、乡情的纽带。

地名的变动非同小可，知名地域更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赞扬、有批评、有质疑……众说纷纭中，更改后是否“名正言顺”成为判断是非的主要原则。

“襄樊”改“襄阳”：

疏通文脉

在湖北省，地级市“襄樊”请求改称“襄阳”，问题出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地名的“小材大用”，几经周折，终于在2010年11月获准更名。

应当说，以“襄樊”冠名县级市并无不妥。新中国成立之初，汉江南岸的襄阳县城、北岸的樊城镇合组襄樊市，辖境300平方公里，与同城而治的上级襄阳专区、平级襄阳县并不混淆，与相邻各县也无名称纠葛。而当“襄樊”用于地级市时，自身的小题大做（“樊城”至今未超出乡镇层次）、名不副实不说，因与所辖区、县并无历史渊源，无法涵盖近两万平方公里的领域，文化层面的横向“错位”、纵向“断裂”赫然凸显。

“襄阳”则不然。无论从政区沿革还是从历史、文化考量，特别是在襄阳地区撤销、襄阳县改为市辖区并更名之后，“襄阳”对于这个地级市堪称实至名归的唯一选择。

从文化底蕴来看，“襄阳”为不少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且自古人才辈出。“襄樊”改作“襄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将中断的“文脉”接起来，颠倒的“辈份”正过来，坐错的“位子”换过来，为这座古城找回了灵气、才气、秀气，在鄂西北汉江两岸重新树起引领人们抚今追昔、奔向美好未来的光荣旗帜。

“思茅”改“普洱”：

正本清源

提起云南的“普洱”，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风靡一时的“普洱茶”，以致国家首次论证地级市“思茅”改“普洱”时仅有一名专家赞成。直到2007年“普洱市”诞生，争议之声仍不止息。那么，这次地域更名果真就是不讲科学依据、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典型吗？

“普洱”的本来属性是什么？在当地，“普洱”是哈尼语的汉字译音形式，“普”指“寨”，“洱”即“水湾”，合成一个取意“水湾之寨”的村落；同时，当地还有派生而来的普洱山、普洱河。可见，原生的“普洱”是一个小地名，问世在先；茶名“普洱”则属借产地（或集散地）之名为己用，问世在后。放眼望去，全国以地名标识产品者比比皆是，如“茅台”酒、“龙井”茶、“汴（开封）”绣、“宣（宣州）”纸……并未因产品盛名远播而质疑所借地名的本来属性。

设市之初为何未称“普洱”？普洱市的前身为普洱地区（原称“专区”），其性质为省级政府派出机关（行政公署）管辖区，与所辖市、县为行政督察方式的指导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规定专区以专员公署驻地称谓冠名，例如：“普洱专区”表明专员公署驻普洱县，1955年移驻思茅县便改称“思茅专区”，不要求其名称涵盖全区古今。2003年“地区”改为“市”，未顾及两类政区性质不同，将地区名“思茅”（实际为县名）套用于地级市，造成“思茅”与他县由平行变“垂直”、上下政区名称无缘的双重“错位”。

“普洱”于此名副其实吗？早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中央政府便划出云南省车里宣慰司所辖12版纳中的6个版纳设立“普洱府”，得名于府治普洱（县）。日后，普洱府及民国初年改设的普洱道，均辖思茅、宁洱、他郎、景谷、元江、新平、澜沧、镇沅、景东、缅宁10县，除有部分县份更名外，地域范围与今普洱市所辖1区、9自治县完全一致。正由于“普洱”具有冠名地区一级政区200多年的历史，如今“思茅”改称“普洱”，与其说是“更名”，不如说“恢复”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