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自1979年开始，到1986年结束，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地名普查，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在这次普查中，究竟有过怎样的故事？4位曾经亲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当事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经历。

藏语地区获国家支撑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辽宁普查队在工作时发生翻车事故，一名队员牺牲，参与善后的赵殿国对此印象非常深。

原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赵殿国，当时主要负责全国地名普查的统筹工作。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那时进展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西部的藏语地区，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川西的甘孜、阿坝两自治州，这也是他重点关注的地区。

青海的普查试点定于共和县，两个月里还要培训藏族干部。赵殿国和同事们下榻的县招待所，只能用“一间土房，几张板床”形容，大冷天也要忍受虱子、跳蚤的袭扰，想喝上开水都不容易。在青藏高原，把洗好的衣服晾到屋外，虱子倒是冻死了，可第二天自己如同穿上一件“冰衣”。每天和吃苦耐劳的藏族干部在一起，赵殿国和同事们没有抱怨，更没有退缩。

川西的藏族地区，山高水急，地名普查充满艰辛与险阻。

有一次，赵殿国和同事们前往大渡河边的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考察工作，几次都是车轮擦着悬崖边而过，此情景让赵殿国至今心有余悸：“车窗外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谷。”在途中，由于路边厕所过于简陋，同行的小伙子入内不慎摔倒，弄得大家手忙脚乱好不狼狈。

因为地方财力薄弱，人才奇缺，以致西藏地名普查迟迟不能开展。中国地名委员会派赵殿国、陈根良和商伟凡两次进藏联系，最终商请中央财政特批专项经费支持，并组织辽宁、吉林两省专业队伍进藏，与当地共同进行地名普查。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辽宁普查队在工作时发生翻车事故，一名队员牺牲，参与善后的赵殿国对此印象非常深。尽管物质条件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以完成援藏任务为全国地名普查画上句号。

20多年过去，赵殿国已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司长岗位上退休，谈起青藏地名普查还是感慨万端：“青藏地区第一次完整地被国家地名信息系统覆盖，自己为此承受过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

普查严谨有序

限于当时条件，除500—2500字一篇的“文”为打字、油印外，图、表、卡都是手工标注或抄写，连复印的想法都不可能有。

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商伟凡，1982年1月毕业于河南大学地理系，被分配到洛阳地区行署地名办公室，当即投入地名普查的后期工作——对所属14县、2市的普查成果进行复查验收。由于地区一级人手不足，每次都吸收一些县市专业人员参加。三五天里，地、县两级业务人员会聚被验收县市，同吃、同住、同工作。

所谓“普查成果”，即以县市（区）为单位的图（地名图）、文（地理实体概况）、表（地名录）、卡（地名卡片）4项。其中，“图”“表”包括全部地名，“卡”用于较重要地名，“文”用于重要地名。验收的基本方式为4项成果相互对照，内容的任何不一致都要责成修正甚至返工。限于当时条件，除500—2500字一篇的“文”为打字、油印外，图、表、卡都是手工标注或抄写，连复印的想法都不可能有。

商伟凡回忆说，每逢前往伏牛山腹地的卢氏、栾川检查工作，商伟凡从洛阳乘长途汽车要颠簸七八个小时（几乎是“朝发夕至”），中午在路边买烧饼、面条充饥，遇严寒酷暑也是如此。他调到中国地名委员会后，才知道新疆的地名普查更辛苦：自治区地名办的同志开车去某地，一条公路伸向似无尽头的远方，沿途看不见村落、行车和路人，天黑在岔路口不知所措，好不容易等来个骑毛驴的老乡，问路还语言不通……

商伟凡曾担任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的专家组长，对比今昔深有感慨：时隔30年，变化的地名主要集中在城镇，前一次普查成果依然是第二次普查的重要基础和平台。但当前的专业水平、科技手段、物质保障已经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

发现徐福故里

“徐福故里”的发现，历史意义、文化价值非同寻常，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研究贡献突出。

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除西藏、青海之外，中央未下拨专项经费，各地都是同级政府主持，组织模式为：以政府负责人牵头，相关各部门负责人组成普查领导小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各级地名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普查第一线的县市（区）更是搜罗本地的“文化人”（测绘、文史、地理、方志等），充当普查队伍的业务骨干。

江苏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沈正平，当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江苏省地名普查的。在他的回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是当时地名普查的得意之笔，就是跟随徐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罗其湘等发现、印证了“徐福故里”。

苏北连云港市的赣榆县，濒临黄海，战国时为齐地，秦属琅琊郡。1982年6月，罗其湘、沈正平正在这里进行地名普查，发现县城以北的金山公社（今金山镇）有个自然村叫“徐阜”。据当地人说，该村原名“徐福”，直到明、清时还这样称呼。如此一说，令人不由想起受秦始皇派遣跨海求仙的方士“徐福”。莫非这个不起眼的滨海村落，跟当年的徐福有什么瓜葛？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巡至此，令徐福为其入海求取仙药。于是，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和一些技工、武士出航，且一去不返。徐福在日本被尊为神，那里有“徐福墓”。经罗其湘等多方查证（包括出土文物考察），认定今天的徐阜村即为徐福故里，并恢复“徐福村”的旧称。

“徐福故里”的发现，历史意义、文化价值非同寻常，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研究贡献突出。当然，这只是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副产品”的典型，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意外收获”。

普查挖出历史文化瑰宝

西山大佛论年代为世界第一，论高度为世界第二，自元末起湮没600余年的中华民族瑰宝重见天日并得以修复。

30多年过去，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参与者皆已年过半百，而一直坚守在地名工作第一线的更是少而又少，山西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女处长石荣就是其中之一。

石荣告诉记者，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前夕，她刚从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很快被分配到山西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在她看来，这个岗位非但不陌生，还有轻车熟路之感，得益于在大学之前有幸参加国家测绘科学研究所的蒙、维、藏语地名调查工作。

在地名普查过程中，石荣和同事们发现：县名“灵丘”的“丘”，民间一直沿用旧写法“邱”，与其名称来历已不般配：其境于西汉初设县，因战国时赵国第六代国君、“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葬此而得名。邱，古与“丘”通用，但现代基本用于姓氏，在此还是使用现代指称坟墓的“丘”贴切。经普查后期的标准化处理，“灵丘”才得到真正规范。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0月在地名普查中发现残缺的大型石刻造像——“西山大佛”。它位于太原市区西南的蒙山北峰，开凿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63米；比唐开元元年（713年）开凿的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低8米。据此，西山大佛论年代为世界第一，论高度为世界第二，自元末起湮没600余年的中华民族瑰宝重见天日并得以修复。

目前，石荣正在筹划在山西省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把一生参加两次全国地名普查看作更为难得的机遇与殊荣，尽管她在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