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赵庄村的“出国者”

    按照河北定州农村的风俗，每年清明节前一周的时间，是给家中故人上坟的日子。这期间村外的公共坟场中，人很多，来来往往的村民们在祭拜自家先人。

　　今年的这个时候，西赵庄村的张帅张冲兄弟俩的脚步格外沉重——他们的父亲张学英去世还未满两个月。

　　在一处新冢前站定，兄弟俩将母亲马月琴事先准备好的祭祀物品摆了出来，一共三份——有一份是替在韩国打工的大哥张磊准备的。路过的村民看到这一情形后小声嘀咕：“那会儿他不去韩国的话，也不至于死的这么早。”

　　而此时，马月琴在家独自垂泪，思念过世的丈夫和远在韩国打工的儿子。“十几年了，因为他们父子俩，我的心从来没踏实过。”

　　17年前的那次“开端”，是马月琴的梦魇。

　　1997年2月17日，正月十一，定州市西赵庄村村民们家中的红灯笼、红对联的颜色还未褪去，年味还在继续。按照当地的风俗，过了正月十五，年才算过完，因此大多数村民都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

　　这一天，马月琴一夜没合眼，熬到凌晨4点后便起床，开始给儿子准备早饭。村里有一趟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5点半发车。马月琴的大儿子张磊那年18岁，他要坐这趟车去北京。

　　北京只是张磊的第一个落脚点，到达北京后，张磊会被人带到北京西站，坐上开往广州的列车，到广州后再转乘飞机去往南非开普敦。在开普敦，他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鱼，中介公司承诺，他每月能挣6000块钱。

　　在当时，南非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甚至无法根据想象来描述的国度。在张磊之前，十里八乡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吃完饭母子俩一前一后，扛着行李从家出发向村里的车站走去。村里没有路灯，刚刚下过雪，雪融化后结冰，马月琴打着手电筒和儿子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当时我哭了一路，像被人把心挖走了一样，非常难受。”现在马月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表情依然沉重。

　　送走张磊后，马月琴在自家堂屋里坐到了天亮，眼睛略带红肿，之后她告诉11岁的二儿子：“把灯笼摘下来吧，你哥哥去非洲打工了，咱家不过年了。”

　　张磊的远离让马月琴黯然神伤，但这仅仅只是开始。由于当时南非与我国并没有建立劳务关系，中介公司以处理公务为由，给张磊办理的是公务护照，在南非打工属于违法行为，张磊属于人们口中的“黑工”。

　　但那个时候，对于这一切，这个家庭全然不知。

残酷的现实

　　被现实所迫，出国打工成了青年们的最后归宿，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光耀门楣。

　　张磊出国打工的念头，产生于1996年。彼时，他和同村的张哲在石家庄的一个工地上打工。“工地对面有一家办理出国劳务的中介公司。”张哲说，正是这家中介公司激起了他们两人出国挣“大钱”的欲望。

　　当时张磊17岁，张哲18岁，小小的年纪加上又没有手艺，他们只能在工地上做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作，每人每天能挣15元。工地尘土飞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两个少年全身只有牙齿是白的。

　　在工地上，工作的枯燥、付出与所得的差异，让两个少年将挣钱的目标锁定在出国劳务上。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在张磊和张哲的家乡——西赵庄村，一个普通的冀中农村，祖祖辈辈都在土地里刨食，出国似乎离这些人很遥远。

　　西赵庄村位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河北省中部——没有手工业、没有制造业，没人懂得如何做生意，更没有外来的投资者。在那时，种地所得的玉米、花生、小麦是全村村民的经济来源。

　　在村中心，立着一块古老的石碑，石碑上的文字记录了这个村庄的由来：宋朝时期，由于战乱，一个山西老翁带着三个儿子到这儿定居，之后繁衍后代，便有了这个村庄。“我们的老祖宗从那时候开始便在这块土地上劳作。”村里一位老者郑重地说道：“种地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维生方式。”

　　依托华北平原肥沃的土壤，村民们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比温饱更高一级的生活富裕，却是几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上世纪90年代，村里有“志向”的男性青壮年开始尝试走出村庄，去城市里打工，但低廉的报酬与日益增长的物价，使外出所得仍然难以让一个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

　　而再过两年张磊就20岁了，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家里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张帅和张冲。对马月琴夫妇来说，三个儿子是三个沉重的负担。

　　这也是她同意张磊去南非打鱼的直接原因。

　　按照中介的介绍，张磊在南非打两年鱼，挣的钱足够在村子里盖5间气派的砖瓦房，并能够支付他结婚的彩礼。

　　两个张姓少年被中介描述的美好前途吸引，和中介公司签订合同后，张磊和张哲每人支付给了中介公司6000元的中介费。在当时，6000元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两年的收入。

　　这6000元包括办理护照、签证的费用以及去开普敦的机票钱。

　　“当时中介公司给我们办理的是因公护照，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办的，我也不清楚，我和张磊的出国路线都是中介公司一手安排的。”现在张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提起第一次出国打工的经历，他表示：“当时太年轻，很容易就相信了中介公司的话。我们持有的是公务护照，但到了那边却是打鱼，护照和工作性质驴唇不对马嘴。在那边，我们属于非法打工，人生地不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目前，张哲也经营着一家办理出国劳务的中介公司。“我主要是帮中铁建工集团招人，主要是去委内瑞拉、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这几个国家。”去这几个国家打工，从事的工作和国内的建筑工地上差不多，但工资要比国内高很多。据张哲介绍，目前在这三个国家普通务工人员每月的保底工资为6600元，通过他去的话，需要向他支付6000元的中介费，同样，中介费包含签证和机票钱。

　　现在，对当地日益兴旺的出国劳务市场来说，6000元的中介费已经算相当便宜的了。“去非洲的国家，挣得少，费用比较低。去韩国、日本和美国，费用会比较高，8万元到18万元不等，但过去了挣得也多。”张哲表示。

　　为了生活，即便有风险，大多数人仍倾向于去“挣得多”的国家打工。

张哲所说的去美日韩打工，往往是通过非正常渠道——以商务考察或旅游的名义入境，到了之后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为了多挣钱，张哲偶尔也会接一些送人去韩国打工的“私活”，据他介绍，韩国打工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那些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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