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 潜心研究——访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张生

张生，北京交通法学院院长，法制史研究近20年。张生收获累累，诸多荣誉的背后，是他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对学校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热爱。

　　2014年5月4日，在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上，张生在讲话时强调了两个词：“感谢”和“责任”。他把对所有人的感谢转化为对未来沉甸甸的责任，踏实前行。

　　1970年出生的张生，很早就与各种奖项结缘。2003年获司法部“优秀法学研究成果”三等奖，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2008年获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2010年当选首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直至今年获评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这些年来屡屡获奖，让这位低调的法律史学者渐渐为大众所熟悉。

误打误撞法学路

　　张生出生在河北定州，幼年在秦皇岛长大，1994年进入西北政法大学攻读法律史专业，199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史专业。

　　张生一直都在和法律史打交道，但是他最终选择和法律结缘，是误打误撞的结果。

　　1989年7月，张生被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后转入法律与经济系（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学习法律。张生最初想转学经济，但未能实现，进入法律系其实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开始接触法律史后，张生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这门学科。

　　1993年本科毕业后，张生选择去西北政法大学继续深造，攻读法律史。那一年张生的入学算不上顺利，考虑到优先录取两个年纪比较大的考生，导师找到张生，对他说：“你成绩不错，给你保留学籍，明年再来入学吧。”张生答应了。

    这一年的时间，张生并没有干等，而是选择到一线去体验司法实务。

　　1993年，张生来到秦皇岛阜宁县法院当书记员，在经济庭干了半年后，张生又申请去刑庭。“这一年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后来都是在做理论研究，接触法律事务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难得。”张生回忆道。

　　1994年，回到西北政法大学的张生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也许是法院的工作经历让他理论与现实更好地结合，张生考了系里第一名。

　　张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为《唐律与中庸之道》，进入西北政法大学后，他原本打算继续做唐朝法律制度研究，但后来发现由于自己对史料、文献学的积累不足，难以完成这一宏大的题目，于是渐渐转向近代法律史研究方向。

　　研究生毕业，张生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的博士，他选择的导师是朱勇教授。朱勇告诫张生：“从事法律史研究要先取其博，然后才能取其精，第一年最好是广泛阅读研究，打下贯通古今的基础；第二年最好转向一个专门领域，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张生按照朱老师的建议，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研究方向为近代法制史，并选择近代民法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并且以《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博士二年级的下学期，朱勇几次建议张生选择留校任教，他的意见是，政法大学在近代法研究的教学领域人才缺失，希望张生可以留下来。毕业后，张生最终选择留校当了讲师，两年后成为副教授，又过了两年，晋升为教授。校园的环境相对单纯，对张生而言，任教是一份简单舒适的工作，又可以坚持做学术研究，很适合他。

教书育人幸福路

　　在张生看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慢慢积累和收获，是一种幸福。

　　2010年，张生曾在北京市高院挂职半年，使他与实务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也使张生再一次确定自己更适合学校的节奏。

　　留校任教后，张生渐渐发现给学生上课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享受。“法制史，既有法律专业的知识，也有中国文化精髓，而给学生上课，学生思维相对发散，能给我带来很多新奇的观点和角度。”张生说。

　　张生认为老师的工作首先是个心灵工程，“能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价值取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很多人将来会从事法律职业，如果心术不正，那就会瓦解社会的秩序和正义价值。法律职业者没有公平正义之心，社会何来法律的公平正义？”另一个就是工作的方法，“要掌握系统的法学逻辑思维和沟通表达能力。法律职业者需要解决纠纷，而不是制造纠纷，逻辑思维是专业保障，沟通表达能力直接影响工作效果。”

　　教书育人还会使他有成就感，张生很注重和学生的交流，“老师既是知识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受益者。我从来不轻视每个学生，他们的聪明头脑使我获益多多，教学相长是一种很好的职业感觉。”

　　2012年11月，张生调至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担任院长职务。行政职务的提升，并没有让张生对法制史的研究有所懈怠。“做学问，是我一辈子的事。”张生简单总结。

　　张生的儿子15岁了，周末的时候，一家三口经常会一起看电影。张生的本行是研究法律史和比较法学，就连看完电影后都会忍不住和儿子聊一聊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比较一下不同国家电影的区别、差距。

法律精髓传承路

　　张生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社会能够稳定几千年是有原因的，追本溯源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

　　采访中，张生透露：“我近期正在作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攻关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主旨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适应中国社会的一方面及发展方面的缺点。”

　　多年来，张生致力于研究近代法律史，其中的《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1908至1949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霍英东青年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曾获第二届“钱端升法学成果奖”二等奖，是张生的代表作，曾被学界评价该书较为准确地描述了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过程，是法律史学园地的一朵新葩。

　　这一著作系统收集、整理了中国近代民法编纂史料（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等全宗、清末民国报刊、口述历史中的史料，以及民国大理院、最高法院、立法院的相关资料），并尽量通过原始文献展现中国近代从《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到《中华民国民法》的编纂过程，把当时主要法律家的立法行为、法学思想、观点的冲突与折中，各展其详；在法典续造过程中，就社会的诉求，法典与单行法、民事判例、民事解释的发展，各显其微。另外，以法国、德国、日本、瑞士4个国家编纂民法典与法典续造的历史为参照系，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民法法典化”的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

　　张生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体系，比如德国、法国的法律因素都是复合发展的，每阶段的法律都保存了一定比例的传统。而中国的几个阶段出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例如清末法律改革时期，就是反传统的，虽然打着继承传统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基本全面西化；再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是如此，参照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则制定法律。

　　“现代法有三种要素：一是前苏联的传统，二是西方的传统，三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我们虽然保存了一些，但是在法律中无法表达出来，现在使用时都是隐形的。也由于是隐形的，缺乏法律表达，使用起来就没有保障。继承西方传统做的有些过度，这就使得在面对中国社会现状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有时甚至导致法律失效。”张生分析道。

　　“举个例子，我国《民诉法》借助了西方观点，是保护当事人诉权的，你有权利通过法律救济维护自身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法院不是所有的权利损害案件都受理，而且采取比较严格的审查方式，所以出现了立案难的问题，比如拆迁案件的当事人就会遇到地方法院不受理的问题，当事人就会觉得权利受到了损害。”

　　他认为：“我们应对公权力进行有效规范，不能滥用，否则很容易变成法院的问题，实际上法院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西方的权利保护和中国的现实不能结合的问题，这也体现了法律的不全面，往往是在治民时，使用西方法，而在涉及公权力时，寻求法律援助就是个问题。”

张生表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实质目标在于实现适合中国发展的‘法治’，其内容包括：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建构法制秩序，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形成独立司法的司法体制，更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确立普遍的法治观念，养成职业化而又具有社会开放性的法律职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