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所承载的治理智慧

　　管仲，是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氏，早年家贫，后经鲍叔牙举荐，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以其治国的宰辅之才，从“礼、义、廉、耻”四个国君治国的维度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使得齐国自此富庶康宁。

　　管仲作为古代政治家群体的缩影，其治理智慧，主要见诸流传后世的《管子》一书。他既发展了儒家思想，也推动了法家思想的完善，在发展经济上以“富民”思想为指导，坚持民惟邦本的古代治理智慧。他推崇“以法为治”的治理智慧，注重管理人才的选拔培养，推行“君子治国”，在治国理政上强调“君子之治”与“以法治国”并重。地方行政制度上推行“叁其国而伍其鄙”，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管子》记载的经典论述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取鉴于史、推陈出新，推进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养料。

　　在治国理政的选贤举能上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经鲍叔牙举荐，管仲得以治理齐国，成为唯才是举、选贤与能的代表。这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成就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的管鲍之交，也成为齐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思想基础。“为政之道在于得人”，德才兼备即是“君子”。在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一重要命题上，管仲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重视人才的推荐程序，要重德才、轻资历，反对任人唯亲、重资历、轻德才，进而才能把全国的“君子”人才组织起来，“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新时代我们要发掘德才兼备的人才，实现“君子之治”。

　　在治理手段上发挥“以法为治”的治理智慧。管仲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的社会。在同时期的春秋政治家还被困在血缘与礼法的桎梏中时，他却能创造性提出“以法为治”的重要治理哲学。《管子》一书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述——《管子·禁藏》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七臣七主》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仲认为，“法”给人们提供行为准则，用以决疑而明是非和兴功惧暴，是统一人们行动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即治国之“至道”。具体而言，首先，“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要编纂成文，设在官府之中，用在百姓身上，最终落到“治民”这个实处上。其次，“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谓之法”，法给“治民”提供了一个量化的标准，给治国理政提供了标准化的体系，从而使得社会井然有序，达到促进生产的目标。最后，管仲“以法为治”的治理智慧与秦法家以“一断于法”为特征的刑名法术之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所提倡的“治之以法”并不排斥“德”的教化作用。如果说“良吏”是架通“良法”与“善治”的桥梁，那么“以法为治”“德礼综合为用”就是“良法善治”的最好状态。

　　有道君主治官从严，抓住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春秋时期多有“有国不治”“政令不善”的无道之君，管仲因而完善了儒家关于“治人”的理论。《管子·法法》有言：“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意思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首先会推行法令、完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以身作则，从而让民众愿意服从。法律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更离不开民众内心的认同。管仲认为，对于君主而言，应重视吏治建设，推动成文法规的体系化建设并带头守法；对于官吏而言，不能败坏法律效力，不应因私折法。实现“君子之治”的关键在于抓住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一方面要发挥法律的作用，依法对执政者进行约束；另一方面是培育执政者的良好道德品质，因为有德的“君子”才能制定出“良法”，从而“以上率下”，形成良性循环。

　　在发展经济上以“富民”思想为指导，坚持民为邦本。管仲与齐桓公接手的齐国，可谓是一个政局动荡、国力衰微的“烂摊子”。为使国家恢复国力，管仲提倡富国必先富民的理念，从“民”的角度阐释了民心的重要性——《管子·牧民·四顺》有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认为，政令推行的前提是顺应民心，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进而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状态。管仲不同于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权贵功勋，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知民心，体恤民情。他的治理思维顺应“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的民心，农商并重，大力发展盐业、渔业、娱乐业，尤其注重引导国家产业发展的方向，解决百姓的就业与民生问题。管仲所推行的“富民”治国理政策略为后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子》作为先秦经典著作，让我们得以一窥管仲治齐、实现国家迅速崛起的方案。管仲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后世的政治家们在以管仲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治之以法”的相关理论学说，他们的治理智慧光照古今。

　　本文为西北政法大学校级项目“深入发掘中国法制史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研究”（立项号：XJYZ2025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