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情绪化维权”透支公共资源

　　长沙一则餐厅纠纷引发全网热议。一名女子就餐时遭遇4岁男童肢体触碰，声称自身受到性骚扰，要求对方郑重道歉。监控视频清晰还原，事发时餐厅过道拥挤，男童因跑动失衡发生无意肢体触碰，并无主观恶意。孩子家长第一时间致歉，但当事女子拒不接受调解方案，执意索要书面道歉或致歉视频。在三次官方调解均未达成和解后，女子最终选择诉讼追责。

　　舆论聚焦这起个案，核心分歧集中在维权诉求和客观事实之间的错位。法治框架下的正当维权，始终基于客观事实、恪守合理边界，而非个人主观情绪的肆意延伸。纵观事件全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男童存在故意侵扰的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本质只是公共场所的普通偶发触碰。将一场无恶意的日常意外，强行定性为性骚扰，不仅是对法律侵权概念的片面泛化，更是对合法维权的过度透支与不当滥用。

　　近年来，社会反性骚扰氛围日益浓厚，公众的权利意识、边界意识持续增强。越来越多人逐渐摒弃“息事宁人”的隐忍心态，主动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是公民法治素养提升的积极体现。但权利觉醒绝不等于可以肆意扩张，维权意识的提升更不能演变为偏执过度。矛盾纠纷的评判，必须结合具体场景、行为动机与情节轻重，若脱离实际随意拔高性质，将无意的肢体碰触归结为恶意侵权，看似是捍卫个人权益，实则模糊了是非边界，破坏了基层社会治理生态。

　　揆诸现实，类似的“情绪化维权”并不鲜见。此前杭州就有市民因普通口角纠纷，编造猥亵遭遇，夸大侵权事实，最终因虚假陈述被依法处罚；多地也出现过将日常人际小摩擦，刻意包装为恶性侵权案件的情况。部分民众面对私人矛盾时，不再秉持包容谅解的处事态度，反而习惯性套用严重侵权、恶意侵害的叙事框架，频繁借助调解、报警、诉讼等公共渠道施压博弈，让公共治理资源沦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工具。

　　“情绪化维权”的隐性危害，远大于个案纠纷本身。性骚扰、人身侵害是严肃的法治与社会议题，相关指控直接关乎个人名誉、公序良俗与法治公信力。当轻微无意的碰触被随意贴上性骚扰标签，普通民事纠纷被刻意渲染为恶意侵权，法律概念的严肃性则会被持续稀释，公众对真正侵权行为的认知也会出现混淆。长此以往，真假混杂的维权乱象会透支社会信任，当真正遭受不法侵害的受害者求助时，极易遭遇舆论质疑，本该畅通的维权通道也会在无序滥用中逐渐堵塞。

　　法律充分保障公民的维权与诉讼权利，尊重每一份合理合法的诉求，但维权的尺度与方式，彰显个体规则素养与社会公共理性。日常私人摩擦、轻微民事纠纷，完全可以依法厘清责任、妥善止损化解，无需层层加码、步步紧逼，更不能裹挟公共权力，让司法资源为个人偏执买单。本次事件中，涉事家长已主动担责，三次官方调解也提供了柔性化解方案，超出事实范畴的过度追责，俨然背离维权的初衷，沦为无意义的私人对峙。

　　社会鼓励公民依法捍卫合法权益，对真实侵权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但纠纷处理的落脚点是定分止争。理性看待冲突、尊重客观事实，才能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社会共识，让有限的公共资源精准惠及真正需要救济的群体，让包容审慎、理性守法成为化解人际矛盾的主流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