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上经纬”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基因

碑石无言 法治有脉

　　在很多人印象中，法律只存在典籍、法条、卷宗之中，碑刻则更多被视为书法艺术和历史文献，二者之间似乎相隔甚远。

　　碑石无言，何以见法？

　　2026年4月21日至7月19日，北京市紫竹院公园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推出“石上经纬——碑志里的中华文脉”碑拓展，40余幅精选自汉、唐、宋、明、清时期的碑拓作品集中亮相，生动记录着传统礼仪规范、政绩理念与治理智慧，同时也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基因。

　　走进紫竹院公园问月楼展厅，窗外竹影婆娑，室内碑拓静立。展览入口处，策展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撰写的《碑石，传承文明的力量》，为整场展览定下基调。开篇即引《庄子》名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从汉魏风骨到盛唐气象，再经宋元明清的薪火相传，翰墨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礼何以成法——碑刻里的秩序之源

　　展厅中央，在一幅汉代画像石拓片前，有不少观众久久驻足。这块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画像石，将孔子问礼于老子、周公辅佐成王、秦始皇泗水捞鼎三个相隔数百年的历史典故镌刻于同一石面，细细品味，三则故事共同指向一个主题——古人对于国家治理的思考。

　　画像石上层，“孔子见老子”场景跃然石上。孔子头戴进贤冠，手捧贽礼（通常是雁、雉一类的禽鸟），躬身行礼，问礼于老子，尽显谦逊礼节；老子手扶象征尊老的鸠杖，拱手相答，满溢长者风范；中间则是凭《三字经》“昔仲尼，师项橐”之句而家喻户晓的神童项橐，平添几分“学无常师”的治学精神。

　　中层“周公辅成王”图中，年幼的成王端居中央，周公旦持华盖（即帝王车架的伞形顶盖）侧立辅佐。西周成王、康王在位年间，继承文王、武王的业绩，成就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即“成康之治”。

　　下层“泗水捞鼎”是汉画像石中频繁出现的题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据传，周鼎为夏禹所铸九鼎之一，是王权的象征，秦始皇派人在古彭城之泗水打捞九鼎，但失望而归，寓意着君主暴虐无德则将失鼎。

　　“此画像石分层构图，孔子见老子图彰显崇礼尚道的人文传统，周公辅成王图寄托着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泗水捞鼎图暗指政权兴衰系于德行的治理观，直观表达了汉代人的政治理想。”李雪梅告诉记者。

　　展厅内，汉《史晨碑》、三国魏《封孔羡碑》、唐《文宣王庙记并牒》、宋刻唐《孔子庙堂碑》拓片等一系列碑拓，完整呈现了孔庙如何从私家祠堂，一步步升级为地方官庙乃至国家文庙的千年变迁史。

　　李雪梅向记者讲解，东汉前孔庙仅为孔子私家祠堂，修缮、祭祀费用依靠孔氏后人、百姓自发捐助。《史晨碑》是曲阜孔庙著名的“汉三碑”之一，记载东汉灵帝时期鲁相史晨修缮孔庙、添置祭祀礼器，并上书奏请以公费祭祀孔子的故事，与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一起，接续完成了孔庙从私家祠堂升级进入地方行政体系，成为官府主导的祭祀场所，这是尊孔制度化的第一阶段。之后的曹魏时期，皇帝下诏修缮孔庙，祭祀孔子成为国家礼仪大事，但尚未形成稳定规制；到唐朝，崇奉儒学、祭礼正式成为国家典制。初刻于贞观时期的《孔子庙堂碑》在五代时被毁，又在北宋时期翻刻，彰显宋朝对唐代崇儒礼法的延续。

　　民何以为本——碑刻里的治理初心

　　展厅另一角，苏东坡撰书的《表忠观碑》八幅拓片字迹遒劲，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细读。

　　在电视剧《太平年》中，吴越国末代国主钱弘俶手握奏表，以不战换太平、以让权护苍生的一幕，令无数观众动容。而眼前这组拓片，正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见证。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赵抃再度出任杭州知州。他看到钱氏坟庙已经荒芜，倍感痛心，认为吴越王钱镠及其后世“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使两浙百姓免于战乱，功在生民，于是奏请修葺钱王祠，“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朝廷准奏，将妙音院赐名“表忠观”。苏轼应赵抃之邀撰写《表忠观碑》，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刻成后即置放于表忠观内。

　　碑文中有“父老过之，有流涕者”之语。为何一座日久荒废的吴越国钱氏坟庙能够让百姓在数十年乃至百余年后仍念念不忘？

　　唐末五代，天下分崩，兵戈不息。钱镠起于乱世，逐步平定两浙，建立吴越国。面对群雄逐鹿的局面，他没有将扩张版图作为治国目标，而是在留给后世的《武肃王遗训》中反复告诫子孙，“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在钱镠看来，避免战乱、保全民生，比争夺疆土更为重要。

　　此后，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直至末代君王钱弘俶，始终遵循这一治国理念。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面对宋朝统一天下的大势，钱弘俶作出影响吴越命运的抉择。他没有依托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的实力据险抗衡，而是主动将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纳入宋朝版图，以和平方式完成“纳土归宋”。

　　李雪梅表示，吴越钱氏家族有两大忠行光耀后世，一是对内保境安民，境内百姓“老死不识兵戈”，数十年无战乱；二是北宋统一时主动封府库、籍郡县，纳土归宋，恪守臣节。碑文中将钱氏与汉代窦融进行对比，评价钱氏功德“更胜前朝”。

　　正因如此，苏轼没有着力书写吴越的富庶与强盛，而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这正是《表忠观碑》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保民、利民、恤民”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从孔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的“仁学”思想，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主张，民本始终是中华法系的核心理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渊源。

　　政何以服人——碑刻里的为政之道

　　什么样的政绩，能够被百姓铭记、被镌刻在石碑上？

　　展览中刊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的《闻喜长韩仁铭》记录了韩仁治理一方的故事。

　　碑文称其“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遗风。韩仁任闻喜长期间，在惩治违法、征收赋税等方面宽严适度、执法得当，因此受到朝廷嘉奖，被擢升为槐里县令。遗憾的是，任命书尚未送达，韩仁便已去世。朝廷特令官员祭祀并为其立碑，以表彰其卓异品行。

　　“经国以礼，刑政得中”，短短八个字，道出了中国古代对良吏的重要评价标准：既重礼义教化，也重循法施政；既要求执法有尺度，也要求施政有温度，在法律刚性与民生关切之间求得平衡。

　　“《闻喜长韩仁铭》反映了汉代人的政绩观。”李雪梅表示，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政绩评价导向。立碑表彰治理有方、造福百姓的善行佳绩，这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为政之道的价值追求。

　　更耐人寻味的是，韩仁身后千年，时任荥阳县令的李辅之将长期隐没的石碑洗刷重立。金代翰林学士赵秉文、赵郡李献能等人在碑文左侧题跋，并详细记录出土经过。

　　韩仁与李辅之，一为碑中人，一为爱碑人，虽处异代，却皆为“不朽”。可见，题跋者没有着力赞叹韩仁的仕途功业，而是借东汉旧碑的沉浮，寄寓了本朝对良吏标准的价值认同。感慨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不是史书有无记载或官位高低，而是勤政为民、善于治理、惠及百姓的德行与实绩。这段题跋既是对韩仁跨越时代的知音之慰，也折射出金代对于良吏标准、政绩价值的共同认知。

　　一块碑石横跨汉、金两代，见证了中国古代关于良吏标准、善治理念和政绩评价的价值追求，也为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手 记

　　与千年碑刻对话让法治文脉可感

　　展览虽已落幕，但碑石无声、法脉绵长。

　　二十多年来，李雪梅和她的团队持续开展碑刻拓片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从保存于博物馆、散落于寺庙、文庙的遗存中寻找历史线索，通过拓印、释读、考证，让沉睡于碑刻中的历史信息得以重生。

　　即使碑石难觅、碑文难识，但当千年前的文字通过拓印重新呈现在观众眼前，一次从学术研究走向公共传播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便悄然发生。

　　在本次展览中，许多观众在拓片前久久驻足，仿佛与千年前的书写者进行了一场无声对话，这就是以文化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