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明代地方告示的法治教化功能

浅议明代地方告示的法治教化功能

——以冯梦龙《禁溺女告示》为例　

　　中国古代法制中，榜文、告示是兼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官方文书。在明代，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崇祯年间，冯梦龙就任福建寿宁知县，留下了《禁溺女告示》这一在中国传统地方法制史与劝善教化史上均具典范意义的文献。

　　《禁溺女告示》的法治功能

　　其一是规范宣示。告示题首“为严禁淹女以惩薄俗事”点明禁革主旨。其后以“访得”引述背景事实，将禁令落实为对地域恶习的事实判定。明清告示常见“照得”“访得”体例，意在将规范效力建基于地方官对民情的体认，增强说服力与逻辑性。正如清代汪辉祖《勿轻出告示》云：“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实有关系，须得指出利弊，与众共喻，或劝或戒非托空言，方为有益。”

　　其二是赏罚配置。告示明定“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将“欲行”作为举报与处罚的启动条件，将法律干预前移至犯意表示、犯罪预备阶段。

　　其三是程序申明。告示于篇末规定：“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并入‘本乡无淹女’等语”。明末基层保甲体系有“朔望读法”之制，冯梦龙将“本乡无淹女”列为乡头结状的固定条款，类似现代“零报告制度”的程序设计，将禁令执行监督植入既有的乡约运行周期，使衙门禁令转化为村社按月重复的自我申明。

　　《禁溺女告示》教化功能的实施路径

　　告示的教化策略建构了层次分明的伦理动员机制。

　　一方面，以情理动员破除伦理麻木。告示从“十月怀胎，吃尽辛苦”这一普遍性的生命经验入手，诉诸共情将溺女行为从风俗、习惯等去责任化的集体表述中剥离，还原为具体父母在具体时刻的抉择。再以连续反诘“……你妻从何而来？……你身从何而活？”打破告示惯常的客观化口吻，引导溺女者以自身生命经验为镜像，反观其行为暴力。

　　另一方面，以身份置换瓦解性别偏见。告示于情理申说之后突起一语：“况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溺女之风虽以经济理性“家贫”“嫁资靡费”“惜财”为主要驱动力，但其深层支撑乃是宗祧继承制度对男性子嗣的偏好。冯梦龙此语将“孝道”从性别归属中解放出来，复归于个体行为层面。

　　《禁溺女告示》在明代溺女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明代地方告示的法治与教化双重功能，非自冯梦龙始。置诸明清溺女治理的实践中，其范式意义方显。

　　一是法治范式的创新性发展。明代朝廷对溺女恶俗的关注可追溯至成化年间。《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一年，郑璟上书建言浙江三府“所产女子，虑日后婚嫁之费，往往溺死，残忍不仁，伤生坏俗，莫此为甚”，乞令所司揭榜晓谕。因《大明律》规定，故杀子孙须有“图赖人”（即意图诬赖、讹诈他人）为情节方入罪，对于溺女者法律存在规制盲区。明宪宗遂申溺女之禁，以补律例之未备：

　　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思败义，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实有司之责。自后民间婚嫁装奁，务称家之有无，不许奢侈，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远方。

　　然而，成化申禁虽以皇权名义发布，对策却颇为软弱。除发戍威慑外，其治理寄托于道德劝谕与社会监督，未能触及经济根源，亦未界定法律的适用。

　　因溺女弊风不息，弘治三年都察院颁行《处置故杀子孙赖人及淹死初生男女》条例：

　　……今后生产男女，不分多寡，俱要存留养育，不许溜亵弊风，故行淹死。如违，许亲邻人等首发，问罪如律，产妇并收生妇照常例发落，男子俱照前项故杀子孙图赖人事例各发遣充军，……若亲邻人等知而不首，事发一体治罪……

　　弘治条例较成化申禁有显著演进，将溺女行为纳入故杀子孙律的规制框架，并明确刑事责任的承担对象，男子发遣充军，产妇并收生妇照常例发落。

　　综观明代朝廷溺女禁令，其治理困境体现为：其一，处罚对象均为“已行淹死”者，对意图溺女而尚未实施者无从介入。其二，乡里民众“相习与溺女，不知其非”，举报积极性不高，州县衙门难以查处。

　　《禁溺女告示》的意义在于对上述困境的创新性回应：其一，传统刑律体系通常针对已行、已伤的犯罪事实进行处罚，而告示将处罚触点前移至“欲行”阶段。其二，将禁令执行嵌入乡社运行周期，借助基层组织分担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

　　二是劝谕范式的创造性转化。若将《禁溺女告示》与其他禁溺告示进行文本对勘，其话语策略的特殊性更为清晰。

　　与《温州府志》所载榜文代表的礼教申明范式对比。此榜以宪宗“体天地好生之德”为立论根基，以《易传》宇宙论推演至“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将溺女上升至“人之类灭”的伦理高度；再以“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盘中，咿嘤良久乃死”唤起恻隐；最后归于发戍威慑。策略以理驭情，将溺女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话语姿态自上而下，劝谕主体与受众之间保持晓谕距离。对普通百姓而言，此种高头讲章的感染力未必胜过一句《禁溺女告示》中“你妻从何而来”的反诘。

　　与嘉靖年间知县姚鸣鸾印行《戒杀女歌》代表的道德感召范式对比。此歌以五言歌行体呈现，语言浅显，音节和婉，较官方榜文更具传播潜力。“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数句，以白描手法呈现溺婴惨状，唤醒民众恻隐，以歌谣的感染力消解百姓对禁令的抵触。然而，若与冯梦龙告示对勘，“我因训吾民”“吾民当记取”等措辞，仍标示其劝谕逻辑是“以我训民”的单向训导逻辑。

　　综观上述对勘，《禁溺女告示》从“以我训民”的单向训导转向“使你自想”的对话动员，营造当面诘问的对话情境；从“伤天地之和”的宇宙论宣教转向“你妻从何而来”的日常伦理追问，将抽象命题还原为乡里伦常自省。《禁溺女告示》并非冯梦龙作为文学家县令的个人独白，而是明代地方告示在“明刑弼教”传统下所形成的可辨识、可传承的话语谱系与实践范式。

　　（作者黄龙州单位为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郑万江、吴啸虎单位为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