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代《河防令》看古代防洪治水的法律智慧

　　黄河宁，天下安。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一部知难而进的民族奋斗史。从大禹“疏川导滞”到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从唐代《水部式》到北宋《宣和编类河防书》，历朝历代都将治水视为国之重事。金立国后，黄河尽入其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沿河百姓深受其害。金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编撰了金朝最完备的法典《泰和律令敕条格式》。《河防令》作为《泰和律令敕条格式》二十九种令之一，对黄河与海河水系河防修守进行规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防洪专门法令，更是古代颇具影响力的由中央颁行、要点明确的防洪治水单行法令。该令原本共十一条，全文已散佚，经元代沙克什纂修《河防通议》引录，现存十条。这些条文构建起古代防洪法治的基本框架，其蕴含的治理智慧，特别是其以防患未然为要、以明晰权责为纲，既体现了古代防洪治理的务实智慧，又蕴含着以法治思维应对自然风险的理性精神，对今天的防洪治水及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建设提供了珍贵的法治文化资源。

　　定规明责，筑牢防洪法治根基。《荀子·君道》有言：“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古代治水之难，首在权责不明、政令不一、上下失衡。为了使良法得到贯彻，必须提升官员的治理能力。金代统治者汲取历代治河经验，以《河防令》立法定规、分级明责，强化官员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从中央巡视到地方值守，从汛情传报到日常报告，从有功则赏到失责必究，《河防令》首次构建起层级分明、权责明晰、上下贯通的河防治理体系，体现了我国古代行政法治权责统一的精神要求。

　　第一，中央统筹，全程监管。《河防令》首条规定：“每岁选旧部官一员，诣河上下，兼行户工部事，督令分治都水监及京府州县守涨部夫官从实规措，修固堤岸。”说明每年汛前，都由中央选派可靠官员代表户部、工部巡视黄河全段，督促都水监及地方府、州、县防汛官员提前规划，扎实推进堤防修缮加固；建立全程闭环管控机制，监管官员须待河情平稳，核验次年春防物料储备完备后，方可回朝复命，系统构建了中央派员督办、全程跟踪问效、首尾闭环监管的河防督导格局。这种自上而下、层级督责的治理格局，确保防洪政令畅达贯通，打破地域与部门壁垒，实现了对河防工作的统一管理。

　　第二，分级履职，权责清晰。《河防令》创设了极具标志性的“守涨”制度，“州县提举管勾河防官，每六月一日至八月终，各轮一员守涨，九月一日还职。”这一规定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每年防汛的起止期限，将六月初到八月末定为黄河“涨水月”。沿河州县主管防洪的官员在此期间必须轮流上堤值守，汛期结束前不得擅离。即使是非汛期，“沿河兼带河防知县官，亦相轮上提控”，确保堤防常年有人看管。

　　第三，驿传报汛，常态预警。《河防令》明确规定“分治都水监道勾河防事务并驰驿”，赋予都水监使用驿站快马传递汛情的权限，将防汛信息传递提升至与军国急报同等级别，保障了中央与防洪一线政令畅通和信息传递。在险情报告上，无论官员规措有方，有效抵御水患，还是守护不谨导致堤岸失守，均须“具以奏闻”。同时要求“河埽堤岩遇霖雨涨水作发暴变时，分都水司与都巡河官往来提控，官兵多方用心固护，无致为害，仍每月具河埽平安申覆尚书工部呈省”，坚持零险情报告制度。

　　情法相融，凸显刚柔并济特色。防洪治水是影响国计民生、嵌入百姓生活的大事，治理过程既要严明法纪约束，体现国家意志，也要契合大众情感，呼应社会期待。《河防令》并非苛法酷令，而是强调责任官员秉持“法理为本、人情为要”的治理理念，以刚性法律守住防洪底线，以人文关怀凝聚治河民心，实现了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彰显了中华法系“礼法合一”的鲜明特质。

　　在刚性约束方面，《河防令》明确划定河防履职红线：汛期官吏必须严格落实巡堤、值守、抢险制度，严禁擅离职守；堤岸、埽工等防洪设施需定期修缮，不得克扣物料；汛情紧急时必须服从统一调度，违者严惩。在人文关怀方面，《河防令》则蕴含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专门为埽兵、河夫订立人文保障条文。在休假制度上，法定节庆、四时节令均依规给假，遇祖父母、父母丧亡及自身婚嫁等婚丧之事，也有专属假期，只有河势危急之时暂停休假、赴工值守；医疗保障上，河防军夫、民夫一旦染疾患病，所需医药由官府统一供给，由都水监协调州县施治，公费兜底保障救治所需，同时严格规范民夫征调程序，杜绝随意滥征、无序役使，有效减轻民间劳役负担。《金史·河渠志》载：“其或怠慢，已有同军期断罪的决之法”“河防官司怠慢失备者，皆重抵以罪”。《河防令》亦明文规定，州县官“守护不谨，以致堤岸疏虞者，具以闻奏”。水患追责聚焦官吏“有失固护”“不预经画”等人为过错，而非以水患结果作为唯一标准，体现了“重事实、轻结果”的审慎态度。这种“情理法”的有机统一，使法令既能平稳运行，又能温暖人心。此外，《河防令》不仅在刚柔之间寻求平衡，还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面对黄河水情复杂多变的现实，法令摒弃僵化治理模式，针对黄河、滹沱河、漳河等不同水系，专设官员管护，精准适配不同河道水情特点；对卢沟河等支流，明确由所在县官兼管，避免治理盲区；抢险中授权一线官员因地制宜处置险情，不搞“一刀切”。这种“因水而异、因势而变”的治理思路，让法律在实践中更具生命力。

　　启迪后世，提供制度经验镜鉴。早在先秦时期，《管子·度地》中即有秋冬备工备料，春天修堤巡查，重视堤防建设等方面的法令。唐代《营缮令》及宋代法令中，也明确了修守堤防的规定。《河防令》承袭了前人立法经验，形成了系统化防汛法规条文，丰富了古代依法防洪的优良传统，为后世防洪治水提供了重要蓝本和治理智慧。

　　金以后的元、明、清各代河防法规，在不同程度上沿袭并发展了《河防令》在中央监管、汛期守涨、险情报告、民力征调等方面的制度与治理理念。特别是元代《河防通议》《治河图略》《至正河防记》等对宋元时期治河方略、治河技术的记载，是在《河防令》基础上的重要发展；明代潘季驯汲取《河防令》及历代防洪治水精华，提出“四防二守”制度，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和“官守、民守”，同时著有《两河经略》和《河防一览》等书，将河防治理体系的经验总结推向新的高度；清代继续巩固河防制度，设立河道总督统管全国河防，明确各级权责分工；将“河工”纳入《大清会典事例》，细化汛情传报、物料储备等流程，延伸人文保障范围，补贴治河百姓，扩大治河力量。譬如，清代将佥派制改为雇募制，成为河工夫役的主流方式，《皇朝文献通考》评价：“前代沿河州县有岁修民夫，颇为苦累。国初改设河夫，额给工食，编入赋役全书。……由佥派而召募，役民给值，较古制为善矣。”抚今追昔，《河防令》中蕴含的智慧与现代防洪实践深度呼应。199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洪工作的统一领导”，确立了防汛抗洪的法治框架。该法历经2009年、2015年、2016年三次修正，不断优化防汛抗洪权责体系，完善城市防洪排涝等薄弱环节，在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今坚持各级河长统筹协调、多方联动的治理逻辑，正是对《河防令》中中央巡视官员、专业河防官及沿黄州县官员各司其职、协同共治理念的传承延续。可以说，古今防洪立法与治理实践一脉相承，共同建立起中央统筹、地方协同、军民联动的长效治理机制。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