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宣传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当代启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公布施行，我国法治宣传教育步入制度化、法律化新阶段。事实上，我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创立了“木铎传法”“悬法象魏”的普法制度。如《尚书·胤征》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中国古代法制宣传教育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法当简明、首重官吏、礼法结合、普法于民的制度理念与实践智慧，为当代法治宣传教育提供丰厚滋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全民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古代法制宣传教育制度的特点

　　立法简明，便于官民知法守法。立法简明理念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管仲在回答齐桓公问如何效仿“圣帝明王”时说：“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管子·桓公问》）。中国古代，每个封建王朝前期，法律上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在继承前朝法律传统的基础上，革除弊端，使法律重归简明易懂且逻辑自洽的状态。这是因为法律内容简明既便于官员习法执法，有利于其成为一套可实践的规则体系，满足国家治理需要，又便于百姓理解法律规范，从而使百姓知法守法，实现法律的预测、预防功能。

　　宣传策略：首重官吏，次及百姓。中国古代，官是执法主体，民是尊法守法的被动者。因此，历朝历代尊崇“明主治吏不治民”观念，把官吏习法、执法作为法律宣传的首要目的。如清末，有的地方官员不懂法依靠刑名师爷断案，造成基层治理混乱与腐败。因此，中国古代针对“官”与“民”的法律宣传始终以动态平衡为主线，追求达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的理想状态。如此，不仅法律的权威得到维护，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也得以提高。

　　宣传目标：礼法结合，以德化民。从“严刑峻法”到“德礼为本”，再到“明刑弼教”，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虽然在不断变化，但自汉以来道德一直与法律紧密结合。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道德规范与法律不断融合，直到唐代法律儒家化，即法律不仅是惩治犯罪的严酷手段，更是寓刑于教，蕴含道德教化于其中。因此，在法制宣传上，道德与法律并举，其目的在于以德化民，即所谓“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莫不敬慎庶狱，刑期无刑”（《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例如，明朝，申明亭（明初设的基层民间调解机构）将“有伤风俗”与十恶、奸盗等重罪并列作为普法重点，其余案件“悉皆除之”。同时，设旌善亭、乡饮酒礼、祭厉、祭社稷等礼制与申明亭相配套。法律与道德相统一，大大减少了法律推行的阻力。

　　法制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常态化。先秦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已形成制度，其时对负责法制宣传的官员和宣传时间有明确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古代法律宣传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从先秦时期的木铎传法，到明清时的法律文本宣传、案例宣传、基层里老宣传等，法律宣传的形式日益丰富，配套制度愈加完备。例如明清入仕之官需定期参加法律知识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予以赏罚；针对百姓轻微过犯，若“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不问轻重并免一次”（《大清律例·吏律·公式》）。可见，中国古代法制宣传制度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其本质在于将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以构建更高效的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法制宣传教育的当代启示

　　对当下普法教育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法制宣传的很多制度和理念，可以为当下的制度实践提供有益滋养与理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即，法律规范要避免模糊、繁复、难以理解。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立法简明易懂，便于群众掌握，是我国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该法还规定了各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法律宣传教育职责及包括工会、行业协会等在内的社会团体的法律宣传教育义务；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年度述职内容，并要求在国家工作人员录取考试中加入法律内容。这些规定和中国古代法制宣传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辩证地学习。

　　对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深刻启示。全民守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处于基础性、保障性位置。将消极被动的守法转化为理性主动的守法，再升华为自觉信仰的守法，是普法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对此，中国古代法制宣传已有可借鉴经验。“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是法律宣传的早期形态，使民引以为戒，知法而畏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宣传强调“德法并行”，人民群众对于法律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遂自觉产生对法律规范的认同感，进而积极主动地遵守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制宣传，通过彰显律法规范，使民众知晓法律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礼法文化内核，认同儒家价值理念，明礼守法、安分守序；当代的法治宣传，既要阐释法律规范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又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树立公平正义、权利平等、宪法至上的法治信仰。当代中国的法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向人民群众普法更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法律权威。因此，法治宣传不仅要普及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等，更要触及规范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

　　对坚定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法制宣传制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内含良法善治、公正司法、民惟邦本等精神内核，也在立法简约明确、官吏率先守法、基层普法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经验，为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夯实了历史根基。深入挖掘并活化传统法治资源，既能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时代内涵，又能厚植法治社会建设的文化底蕴，持续筑牢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法治宣传教育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实践来看，春秋时期子产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不惧旧贵族的非议与阻挠，秉持“吾以救世也”的担当，坚守法律治国定位，顺应社会治理大势，正是古代重法弘法、以法教化的生动典范。中国古代法制宣传制度积淀的以法治世、以法育民的治理智慧，极具传承价值，可与新时代法治文化融会贯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封建王朝末期，往往政令不畅、司法不公，朝廷整体治理能力下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常被搁置；王朝强盛时期，朝廷权责分明、法律简明，对法制宣传足够重视，百姓大多熟悉了解法律规范，治理能力和效率较高。二者互为因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可见，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广泛、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可以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夯实社会基础，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