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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察公益诉讼 救济措施调整　　

　　公益诉讼制度应超越惩罚、预防、监督、程序正义及秩序的传统诉讼目标，回归救济法逻辑，回应公共利益实质保护需求。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已突破私权救济思路，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程序机制的制度体系。但公益保护实体规范中责任承担方式或模糊或抽象，且与多元救济措施形成一对多的复杂映射，导致救济措施制定与实施困境频现，亟须开展以公益救济为导向的程序创新。公益救济过程宜采用“二阶程序”构造，区分公益侵害认定程序和救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在公益救济措施的诉前形成阶段，检察机关与公益损害责任人通过磋商达成的协议，一经司法确认即应取得执行效力，确保救济措施得以落实。应明确公益损害责任人提出救济方案的法定义务，同时引入专业机构参与评估与实施。就筛选、审查和评估救济方案的检察裁量，应坚持“以严格主义为主、以裁量主义为辅”的原则。在公益救济措施的诉后执行阶段，因其涉及复杂动态事务，须强化检察监督，通过聚焦公益救济措施调整、既判力维护及附条件公益裁判的履行，回应公益保护的持续需求。

　　——摘自《法学研究》2026年第3期王福华著《检察公益诉讼救济本位论》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 协同之诉　　

　　现行公益诉讼制度及《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均未对行政公益诉讼调解作出规定，存在制度层面的空白。从理论上看，“行政权不可处分”原则并不构成建立行政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障碍；而行政公益诉讼本身具有的“协同之诉”属性，以及调解制度在化解争议、提升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因此，有必要将行政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纳入基础规则设计，确立全面调解原则，完善相关调解程序，加强调解合法性监督，并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摘自《法学杂志》2026年第3期王春业著《论行政公益诉讼调解及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