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的现代治理范式探析

以国家责任织密反家暴之网

反家暴的现代治理范式探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十周年之际，全国人大代表王花萍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将公众的目光引向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这一重大议题，并明确传递出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作为我国首部系统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反家庭暴力法不仅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的定义与范畴，更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十年砥砺，法治前行，这部法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无数家庭点亮了拒绝暴力的法治之光。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进一步将“禁止家庭暴力”明确写入婚姻家庭编，从民事基本法的高度确立了反家暴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根本地位。这不仅是对既有反家暴法治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更意味着法律从“事后干预”向“事前预防与全面禁止”的理念跃升。自此，家暴不再是可以姑息的“家务事”，而是关乎公民基本人权、社会文明程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公共议题。反家暴已成为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共同肩负的责任。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如何从源头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近年来我国进行了诸多探索。如，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将“具有共同生活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纳入家暴规制范畴，并重申精神暴力的独立法律属性，深刻回应反家暴的法理逻辑与现实关切，清晰揭示了我国反家暴工作从传统“家务事”观念向“国家责任、公权干预、多元协同”的现代治理范式转型。

　　从“身份”到“事实”：规制范围理性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意味着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实质共同生活”作为法律保护的连接点，实现了反家暴规制范围从形式主义向实质主义的法理跃迁。

　　传统司法实践往往将“家庭成员”拘泥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所界定的亲属关系，这导致同居等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长期处于规制盲区。最高检发布的上述典型案例将“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作为属于家庭成员关系的认定标准，实现了从“身份法定”向“事实导向”的裁判逻辑转变，这不仅激活了长期“沉睡”的法律条款，更打通了“参照适用”的制度接口，明确了此类关系可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虐待罪追责及民事损害赔偿等关键机制。从法社会学视角审视看，这精准回应了现代家庭形态多元化趋势——非婚同居、重组家庭等新型生活共同体的涌现，法律必须从“身份规制”走向“功能保护”，使保护网覆盖所有存在实质性支配关系的亲密空间，真正回归反家暴法“保护弱者、抵御控制”的立法原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暴力的受害对象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不仅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有女性对男性的暴力；不仅存在于配偶之间，也广泛发生于父母对子女、子女对老人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以受害者类型划分，可细分为对亲密伴侣的暴力、对儿童的暴力、对老年人的暴力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暴力具有反复性、多样性及高度隐蔽性等特征，往往形成“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对受害者的人格完整与身心健康会造成持久伤害。

　　从“伤痕”到“心痕”：确立精神暴力独立地位

　　长期的精神打压、情感操控，是否构成家庭暴力？2025年11月，最高检通过发布典型案例“马某某虐待案”，对此作了回应。苗某自2021年底与马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双方即进入稳定的同居状态，且已见过彼此家长、有明确的结婚意愿。但在长达一年的共同生活中，马某某以“爱”和“没有安全感”为名，对苗某实施系统性控制：禁止苗某出差，阻碍其职业发展；强制其删除所有异性联系方式，切断正常社交；要求事无巨细的“行踪报备”，剥夺个人空间；长期、反复地对苗某进行无端辱骂、人格贬损和情感勒索。这种持续的精神虐待，曾两次将苗某逼至自杀，所幸均被救回。然而，马某某并未收敛。2022年12月10日晚，因苗某与同学聚会，马某某再次通过微信进行数小时的持续辱骂，最终苗某不堪忍受，于次日凌晨结束自己的生命。传统观念认为，动手即暴力。虽然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已明确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范畴，但其独立且严重的危害性在实践中常被低估，易被模糊为“感情纠纷”或“家庭矛盾”。事实上，反家庭暴力法所规制的伤害行为，不仅包含肢体暴力，更涵盖精神暴力、经济控制、跟踪骚扰等隐蔽性侵害形态。

　　与之形成突破性呼应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11月发布的“牟某虐待案”中，以判例形式确认了精神暴力可独立构成刑事犯罪。这也正是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虐待罪的严格适用，即将长期辱骂、跟踪、冷淡处理等足以摧毁心理防线的控制行为，正式纳入刑事司法评价体系。这标志着反家暴治理逻辑的重大转向：从关注“伤口”到关注“心痕”，从对肢体伤害的后果惩处转向对亲密关系中“权力与控制”本质的早期识别与干预。精神暴力独立地位的确立，不仅突破“动手才算家暴”的观念桎梏，更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告诫等预防性措施的积极适用，提供坚实的法理基础，推动实现从后端惩处向前端预防、从事后救济向事中干预的治理转型。

　　多法衔接织密防护网，协同发力激活制度势能

　　将同居关系与精神暴力纳入法律规制，是否会导致概念“泛化”？答案是：不会。这一疑虑源于对立法逻辑的误解：我国并无独立的“家庭暴力罪”，家暴行为的法律责任最终由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故意杀人罪等具体罪名分层承接。拓展反家暴规范边界，并非降低了入罪门槛，而是为了激活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诫书等预防性干预机制，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形成制度合力。从系统论视角看，这构成“宽进严出”的治理结构：前端通过扩大识别范围，让隐蔽暴力进入公共视野；后端则通过刑法要件的严格审查，确保制裁的精准性。2025年“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正是通过认定“家庭成员”身份，司法机关得以同时追究被告人虐待罪的刑事责任，并保障受害方民事赔偿权利，防止施暴者以“非婚”为借口逃避制裁。

　　回溯十年立法进程，我国反家暴法治网络日臻完善。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为受害者撑起法治“保护伞”。此后多部法律协同发力。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家暴列为公职人员禁止行为；2021年民法典将禁止家暴确立为婚姻家庭基本原则，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保护触角延伸至未成年人成长环境；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重申禁止对妇女实施家暴；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对拒不执行告诫书等行为处以警告、罚款乃至拘留，这进一步打通了反家暴的预防性措施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通道，使告诫书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行为禁令。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前，反家暴工作“发现难、取证难、执行难”的深层困境仍未根本化解。亟须构建贯通预防、干预与矫治的全链条协同响应体系。

　　一是推动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转型。前端通过精准普法强化证据意识，转变“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后端将风险排查纳入网格化管理，探索多部门数据联动，建立家暴风险智能预警模型。对高风险家庭提前介入干预。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适时扩大报告主体范围，织密社会监督网。

　　二是完善适配家暴特点的证据规则。针对精神暴力等无形侵害，制定统一的证据清单与采信标准，明确聊天记录、报警记录、伤情鉴定、心理评估报告等证据效力。推广区块链技术固定电子证据，探索引入心理学专家评估精神损害程度，切实降低受害方举证负担，破解“证据鸿沟”。

　　三是强化协同惩戒确保制度刚性。切实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空转”问题，明确公安、法院、妇联等部门协同责任，建立“申请—签发—送达—执行—监督”全流程闭环管理。借鉴浙江温州“法护家安”等数字化平台经验，实现案件信息一体化协同、执行情况实时化监督。探索建立“违反保护令黑名单”制度，与个人征信、职业准入挂钩，形成联合惩戒格局。

　　四是完善施暴者矫治与受害者支持体系。探索设立施暴者强制心理干预程序，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情绪管理训练等，从根源上减少暴力复发风险。同时，构建“庇护所+法律援助+心理重建+就业支持”的受害者全方位支持网络，最终形成“惩、防、治、扶”完整闭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质性修复。

　　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项目编号：2025HZ13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