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配备与作用发挥

　　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结构和人员分类管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员额检察官作为办案责任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同时，检察官助理作为其重要辅助力量的功能定位与协同机制亦需科学界定。本文以基层检察院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检察官助理的配备及作用发挥现状,探讨检察官助理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其职业发展与成长路径提出建议。

　　检察官助理配备的价值

　　可以说，检察官助理是司法机器运转的“齿轮”，更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石”。检察官助理的科学配备不仅关乎个案质量，更影响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转效能和社会公信力。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学配置检察官助理等检察工作辅助人员，是平衡案件办理“公正与效率”的关键路径之一。

　　通过分工协作，检察官助理可以协助检察官完成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研究、文书起草等工作。这种分工使检察官能集中精力处理案件核心问题，如案件决策、出庭公诉，避免因事务性工作分散精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司法效率。尤其在近年来案件数量激增的背景下，检察官助理的参与可以加快案件流转速度，确保司法程序高效推进，提升办案效率。

　　当然，这种分工在确保案件质量及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上也是有益的。检察官助理可以通过专业法律分析、案例检索和证据梳理，帮助检察官更精准地适用法律，减少法律适用错误的风险。同时，检察官助理的工作形成对检察官办案的补充监督，例如通过核对证据链、审查文书等，会减少疏漏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明确的职责划分可以促进司法队伍的职业化分工，形成“检察官—助理—书记员”的梯队结构，推动司法系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对办案质量、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更高，检察官助理的配备成为落实“捕诉一体”“案件终身负责制”等改革措施的必要支撑，有助于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检察官助理的配备现状与模式

　　检察官助理的配备现状。基层检察院结合案件特点和工作需求，形成了灵活多元的组合模式。通过观察，可归纳出以下三种主流配备方式。一是“相对独立”式。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助理。在此模式下，员额检察官可将部分案件全流程交由助理办理，自身仅对定罪量刑等关键环节把关。这种模式多见于轻微刑事案件或简易程序案件，检察官助理在改革前多具有助理检察员资格，具备独立办案能力。其优势在于可以释放员额检察官的精力，使其专注于处理疑难复杂案件，同时也为检察官助理提供实战锻炼平台，加速其职业成长。二是“以老带新”式。这种模式主要针对新入职或经验不足的检察官助理，采用“师徒制”培养机制。由资深员额检察官担任导师，从阅卷技巧、讯问方法、文书撰写等基础技能入手，循序渐进地指导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三是“主次配合”式。员额检察官作为案件主办人，主导办案方向和关键决策；检察官助理根据分工承担证据审查、法律研究等辅助工作，二者与专司程序性事务的书记员，形成层次分明、各司其职的协作链条。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团队整体效能，也是最贴近员额制改革初衷的配置方式。

　　实践中的异化。尽管制度设计科学合理，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两种异化倾向，制约检察官助理辅助效能的最大化。一是员额检察官“大包大揽”型。部分员额检察官因对检察官助理能力不信任或担心案件质量风险，将本可由检察官助理承担的实体性工作全部包办，使助理沦为“高级书记员”。这种现象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尤为常见，员额检察官往往认为亲自办理效率更高、质量更有保障。其弊端一方面导致员额检察官陷入事务性工作，无法聚焦核心决策；另一方面使检察官助理丧失成长空间，造成人才断层。二是员额检察官“甩手掌柜”型。与上述情形相反，个别员额检察官过度依赖检察官助理，将案件全权交由检察官助理办理，自身仅作形式审核。这使得检察官助理成为实质承办人，而员额检察官则蜕变为“签字官”。此种模式表面上提升办案数量，但存在权责错位风险，且因检察官助理法律权限不足，易引发程序瑕疵。

　　检察官助理配备与作用发挥面临的挑战

　　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编制与需求的失衡。随着司法案件数量的增长，尤其是经济犯罪、网络犯罪等新型案件增多，导致案多人少的压力剧增，然而受限于编制，检察官配备助理远达不到1：1，无法应对复杂案件需求。二是职责边界模糊。虽然规范性文件对检察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职责有原则划分，但实践中仍存在大量模糊地带，检察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职能存在交叉与替代性风险。部分内设部门将检察官助理当作“全能替补”，既承担法律分析，又参与事务性工作，削弱了其专业化优势。这种职责混乱既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办案风险。

　　选任困境。一些基层院员额检察官名额已满，只有在员额检察官退休或退出员额时，检察官助理才有被选任为检察官的机会，这导致检察官助理入额十份困难。检察官助理晋升为检察官需通过激烈竞争，在满足基本的入额条件后仍需要长久的等待。这导致检察官助理职业“天花板”明显。与之相比，还有一些检察院因为地理区位、员额断层等原因，员额检察官缺口较大，甚至达30%以上。在这些检察院中，是员额检察官的位置在等着检察官助理，一旦有检察官助理满足入额的基本条件，则入额不存在任何竞争。这既导致检察官助理自我要求降低、自我提升动力不足，又导致员额检察官水平参差不齐。

　　责任承担机制缺位。现行“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使检察官助理处于责任体系的尴尬位置。一方面，检察官助理不享有案件决定权；另一方面，其参与的实质性辅助工作可能影响案件走向。这种权责不对等状态，既难以追究失职检察官助理的责任，也削弱其提升专业能力的主动性。

　　检察官助理配备与作用发挥的优化路径

　　以分类驱动科学盘活资源。一是动态调整编制。统筹建立“案件量—编制”联动模型，确保检察官助理与员额检察官比例达到1:1以上。二是完善选任晋升机制。减少基层入额等待时间，让优秀的检察官助理保持进取心，提升专业水平。严格落实员额检察官退出规定。除退休、辞职等客观情形退出员额外，重点明确业绩考核不合格、受到纪律处分退出员额的具体情形，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让、劣者汰，保证员额制的源头活水。三是统筹使用基层院员额数。探索推进由地市级院统筹使用基层院检察官员额数机制，辖区基层院符合条件的检察官助理均可以参加遴选，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到相应基层院，及时使用员额职数，以有效避免有的院竞争过于激烈，有的院则无需竞争的现象。同时推动检察官助理等级晋升政策在基层院的落实，提出务实管用的解决措施，推动基层院常态化开展检察官助理等级晋升工作，打破基层院检察官助理等级晋升的“天花板”，激励检察官助理更好地履职尽责。

　　以创新机制优化履职管理。一是构建权责边界明晰的职能规范体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检察机关辅助人员履职指引规范性文件，明确检察官助理的职责边界。同时，建立履职负面清单制度，禁止将非司法事务纳入辅助人员职责范畴。二是建立科学化司法效能评估机制。参照《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试行）》，构建以“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为核心的检察官助理三维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与绩效奖励挂钩。

　　以教育、培训推动抓实能力提升。一是健全分类分级职业能力培育机制。依据《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分级分类开展检察教育培训，构建差异化能力提升体系。二是建立专业化传帮带责任体系。根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意见》建立健全检察人员职业导师制度，推行“双考双评”导师制，从具有10年以上公诉经验或办理过省级以上典型案例的检察官中选任导师，签订《职业带教目标责任书》，导师带教成效纳入检察官年度考核项目。

　　检察官助理是检察机关办案体系的重要支撑，其合理配备和高效履职对提升检察工作质效至关重要。各级检察机关应结合实际情况，以“制度保障专业化、职业发展可持续、技术赋能提效能、管理创新激活力”为核心理念，构建“权责清晰—能力匹配—激励有效—社会认同”的良性生态，将司法辅助队伍从“人力成本”转化为“正义产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轮驱动”，为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为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