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彰法度以存公道”之法律观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龙山人，南宋绍熙四年状元。陈亮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便是由陈亮开拓而成，作为“实事实功，开物成务”的学术派别，其核心思想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与同时代的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并称为事功学派。陈亮品性中的斗争精神、辩证思维，使永康学派在学术交锋频繁的南宋脱颖而出，陈亮对永康地方文化的塑造功不可没。陈亮的法律观点主要体现在其与诸多友人交往的信函等资料之中，其“彰法度以存公道”之论发人深省。

　　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

　　陈亮肯定宋初确立的法度规模，认为宋太祖、宋太宗针对唐末五代以来的弊政建立了国家法度，把行政、财政、军事各种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从权力结构上树立了朝廷威势。在实际政策上，北宋初年多元灵活的选才方法使大臣持重稳健，朝廷威严得以建立，重视地方守令则使州府宽裕不迫，同时也为商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法度环境。陈亮针对南宋现实政治提出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判断，他认为本朝以儒道治天下，当以格律守天下。陈亮从人类文明秩序的高度来评价法度的基础性价值，将其视为“人极”也即人之规范标准得以确立的前提，仁义礼乐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培育，即所谓“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儒家传统自孔子始，便把德礼视为优越于政刑的治理模式，通常强调道德和礼乐的关键作用。而陈亮此处的论断则显示出法度之基础作用；其意并非认定法度优越于仁义礼乐，而是指出法度的基础地位。此外，陈亮曾批评南宋理学家两种常见的法度观：或反对关注法度，或动辄依赖法度。

　　以法为公

　　陈亮对法度基础性的认定，乃是基于他对人性人心的深刻洞察；即人心多私，当“以法为公”。陈亮认为，人心最容易被各种私欲、私情诱惑牵扯，法度则是约束这种私性的规则载体。法度显示出秩序文明的积极作为，也显示出人们发现、确立与修正规则能力在逐渐成长，而这种规则体系整体上又与天人秩序相协调。“时者天之所为也，法者人之所为也；法立而时不能违，则人谋足以定天命”。法度构成陈亮理解国家治理事务的重要视角，他明确提出“彰法度以存公道，相时宜以立民极”“至公而时行”之见解。陈亮认为法度的权威性及其稳定功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基础，即“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可见，陈亮观察历史的视角更注重法度而不采用道德叙事。陈亮好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也曾言：“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陈亮不拘泥于诸子百家之说，对儒家法家之说均保持理性，他认为，儒家将夏、商、周三代政治塑造为道德典范，其实是经过孔子等人净化的。

　　与此同时，陈亮认为秦不知变通，独取法家学说，放弃了周法的德治关怀，放大法度之流弊，导致权威独大，君民悬隔，且以天下迎合皇权之私欲，严重违背法度之公正精神。秦之法度使人道无法确立，君主专制自然也难以维系，因此秦二世而亡。基于此，陈亮赞同隋代思想家王通的见解，著《汉论》肯定汉代高祖、文、景等七位明君的治功；认为汉兴在于结束秦之苛政暴政，建立宽宏之制度，使民众重获自由“而天下之人得以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

　　以人行法

　　陈亮认为，治国当“以法为定，以人行之，而尽去其使法自行之意，上合天理，下达人心，二百年变通之策也”。即法度要想合乎天理人心，应在英明施政者的领导与合作下，确立法度并公正执行。对于汉唐以来的治国之道，陈亮认为：“汉，以法付人者也；唐，人法并用者也，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纪纲法度真若有继承之理于其间，夫子之所谓损益者岂在是乎。”“以人行法”是陈亮对于宋代政治的理想期许。陈亮认为“法深”的根源在于过度看重“使法之自行”，而忽视“法当以人而行”中人的重要能动作用。由此，陈亮提出了任贤使能、振兴吏治的主张；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强调贤人治理之重要作用。陈亮认为，宋以来的科举、铨选、荐举等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取士制度已逐渐变质，培养了大批因循守旧之士，士大夫“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官吏知晓“议论”追求“节义”，却忽视事功、不解形势，以致“烂熟萎靡”。陈亮认为人才非常重要，“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南宋之所以内外交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选人不当”“任人不当”。

　　若要改变内忧外困之局面，就应该培养、选拔人才，任贤使能，为此陈亮提出系列对策。他认为当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选取人才必须倡实效、明事功，选取真才实学之贤才，主张“选贤能以清官曹，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对不适当的官员及无法胜任职务的官员应清理整顿或予以摒除，倡导废除恩荫制（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的待遇）。此外，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过程，陈亮也有真知灼见：第一，在发现和选拔人才上，坚持实用原则。他在《铨选资格》一文中指出铨选的弊端，在《制举》一文中提出革除察举，以制举“待非常之才”。第二，在充分发挥贤才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要做到用人不疑，对待贤才，“与其位，勿夺其职；任其事，勿间以言”，要给贤才施展抱负之空间。第三，在吏治方面，陈亮主张对官吏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对实际任用效果进行检验，提出“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之原则，认为只有务实才可复中兴大业。

　　综合而言，两宋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期，经济、科技、文化极其繁荣，政治、法律、思想也得以快速发展。两宋立法以严密著称于史，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直统于皇帝。陈亮作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钻研法制，剖析人本、社会、变革以及实事、功用、变通，不以古法自限，强调法度的时代性，并对三代以来特别是宋代法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提出了深入独到的观点，形成了具有南宋时代特色和个人独特风格的法律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事功”学说。陈亮有志于“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作为有大志有思想的士大夫，他不仅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成就非凡，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法律史思想史之瑰宝。

　　本文为中共永康市委政法委委托课题《“龙山经验”理论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