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辽宋夏金时期的法律文化融合

　　辽宋夏金时期（960—1279年）作为中国历史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阶段，呈现出多政权法制竞争、法律文化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相较于南北朝时期“五胡法系”的初步探索，辽、宋、夏、金等政权以《唐律疏议》“德礼为政教之本”为纲领，在继承唐律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既形成《天盛律令》《泰和律义》等特色法典，又通过“礼法合治”“民惟邦本”等精神内核保持法治统一性。这段法律文化交融史，既蕴含着中华法治文明的演进密码，更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

　　辽宋夏金法律文化融合的统一性

　　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概念从地理实体升华为文明共同体。先秦“华夷之防”强调族群分野，贾谊“改正朔、易服色”折射秦汉分治遗绪。唐代《唐律疏议》“化外人相犯”条款维系汉法传统，安史之乱后族群互动推动法理观转型。辽宋夏金政权并立打破“大一统”格局，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根基。

　　北宋：“道统论”重构法理正统。欧阳修《正统论》提出“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以文化传承为政权合法性标尺。宋廷颁行《三礼图》、复周礼、兴科举，构建“道统即中国”体系，以礼制整合文化认同，《宋史·礼志》载“礼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辽朝：“二元正统”的制度弹性。辽太祖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统和元年（983年）“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新定条例》确立“因俗而治”原则，形成法律二元并存。接受宋“岁币”不仅具经济意义，更成为辽宣称“中国”法理身份的政治符号，彰显游牧政权对中华法系的主动融入。

　　西夏：三维正统的边疆智慧。李元昊通过“血缘—功勋—文化”三维叙事建构正统：标榜北魏拓跋后裔身份，借《天盛律令》确立“依唐宋为体，参蕃俗为用”，通过国号“夏”、官制仿效实现制度认同。西夏以法典编纂及“行中国法令”实践，完成从边疆政权到华夏文明的法理接续。

　　金朝：德运进阶的文明跃升。金政权通过“德运重构—法典革新”完成正统进阶：皇统元年（1141年）《皇统制》提出“中外一统”，《大金德运图说》论证“承唐土德”；泰和元年（1201年）《泰和律义》革新“化外人”条款，规定“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既保留民族习惯法空间，又确立属地管辖原则，终成“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明认同。

　　法治共识的形成。辽宋互称“南北朝”、夏金共认“中国”，标志着超越族群的“大中国”意识形成。各政权通过法典编纂、司法协作，使“礼法合治”成为多民族共享原则。

　　辽宋夏金法律文化融合的连续性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整合历经两大阶段：秦汉至南北朝形成“民族互动”雏形，辽宋夏金则实现“制度大一统”的深度整合。各政权通过价值共识、规范创新与体系重构，构建多元一体的法治框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体系奠定基石。

　　价值共识：民本思想的制度化升华。各政权将儒家民本理念转化为普适规范。北宋《宋刑统·断狱律》确立死刑复核“须取伏辩”原则，保障司法审慎；辽重熙九年（1040年）诏令规定契丹与诸部族相殴致死“以钱赎死”，弱化族群差异；西夏《天盛律令·恤刑门》要求对老幼笃疾者“虽犯死罪，奏裁以闻”；金朝《泰和律义·户婚律》完善“存留养亲”制度。这些跨民族权利保障规则，使“民惟邦本”成为各族群共享的法理根基。

　　规范创新：经济文明的法律回应。农牧经济交融催生新型法律关系：北宋《市舶条法》首创抽解税制，规范海上贸易；辽朝《部族条制》确立草原轮牧权属，构建牧区物权体系；金朝《河防令》专章规定水利治理责任，商税法则确立“值百抽三”标准。法律规范从田土户籍拓展至商贸、环保等领域，体现中华法系对多元文明的包容性调适。

　　体系整合：法典编纂的体例突破。各政权通过结构性立法推动法系升级：北宋《宋刑统》沿袭唐律十二篇体例，强化律疏合编传统；西夏《天盛律令》首创二十门类结构，设“司序行文门”细化职官权责，门、条、款三级体例较唐律更具系统性；金朝《泰和律》整合律令格式，形成“总则统领、分则专章”的体系化范式。这种结构性创新使中华法系突破政权边界。

　　辽宋夏金的整合经验为元明清“大一统”奠基：《元典章》吸收宋金司法检验制度；《大明律》设专条强化民族融合；《大清律例》整合多民族立法智慧，形成“参汉酌金”的体系，实现以制度融合消解文化差异。

　　辽宋夏金法律文化融合的创新性

　　辽宋夏金政权在多民族共治实践中开创差异化治理范式，以制度创新回应社会多元诉求。

　　北宋通过法典整合、基层自治与边疆治理三维创新，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差异。《宋刑统》统合五代法令，元祐五年（109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法》规定“番商货船抽解十取其一”，首创涉外贸易税收制度；《吕氏乡约》建立民间调解、互助规范，填补基层治理空白；“化外人”条款与榷场条例形成“法律管控+经济互惠”的边疆治理模式。

　　辽政权以制度弹性化解治理张力：北面官系统管理契丹部族事务，南面官体系治理汉地州县，构建“因俗而治”框架；统和元年（983年）诏令“契丹犯十恶者依汉律断”，打破民族法权壁垒；重熙五年（1036年）设“击钟邀驾”司法申诉机制，保障跨民族司法公平；禁酒令等移风易俗政策推动游牧生产方式转型，实现“习俗调适—法制统一”的动态平衡。

　　西夏创造性融合儒释文化，全面仿效唐宋官制；天盛十九年（1167年）敕令“毁佛像者徒三年”，设立“功德司”监管宗教活动。这种“儒法为体、佛俗为用”模式，实现传统习俗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衔接。

　　金政权通过“传统保留—系统改制—本土创新”路径实现治理跃升。皇统元年（1141年）颁布的《皇统制》兼容女真习惯法，明昌元年（1190年）“定猛安谋克户与民田界”化解农牧矛盾；《大定重修制条》（1184年）全面继受唐宋法制；泰和四年（1204年）“检括户口法”强化人口管控，展现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智慧。

　　辽宋夏金治理实践表明，法治文明生命力源于“民本”价值与制度创新的结合。元朝“诸色户计”、明朝“土司制度”、清朝“理藩院”均承袭其多元共治理念；《金史·刑志》“刑政宽简”的记载，印证多元治理体系的实践效能。

　　辽宋夏金政权在“唐律为宗”基础上，开创多中心互动新格局，既通过制度竞争激发创新活力，又共同维护中华法系的整体性。各政权通过“道统重构”“三维正统”等理论创新，将“中国”概念从地理、血缘拓展至文化认同层面。未来研究应聚焦三方面突破：其一，运用数字人文技术构建法律文献智能平台，重构多民族法律文化传播网络；其二，通过比较法视野深化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的文明对话，揭示“和合共生”治理智慧的全球意义；其三，推动制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在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中，唯有立足历史纵深，胸怀文明格局，方能激活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注入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