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粤东省例》对典当物灭失责任的认定

　　典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融资方式，在古今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资本流通、救急恤难的重要作用，至今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典当一般以动产作为当物质押，一旦当物遭遇灾害、盗抢而致灭失，如何平衡典当商的损失及其赔偿责任，一直是中国古代的立法难题。直至清中期各省地方法规——省例涌现，创设出相对一致、超越空间区隔的责任条款，才化解了《大清律例》偏袒典商的流弊。

　　一般认为，省例的立足之本是“因地制宜”，须凸显地域特色。但《粤东省例》《粤东例案》《粤东省例新纂》载录的责任认定规则，却展现出清代广东官府与“地域特色”无关的立法意图：以充分评价承典人责任之“变”，实现贫民维生、秩序维系之“通”。

　　《大清律例》对典当的律文缺陷与条例修复

　　《大清律例》对典当物灭失之责任规制，原见于“费用受寄财产”条律文，“其被水火盗贼费失及畜产病死有显迹者，勿论”。律学家沈之奇解释，“勿论”即免责，是“不坐罪，亦不追赔，事出不测，非受寄者之过也”。相较于仓库财物只有“被盗贼劫夺”才可以免罪不赔，典当物等费用受寄财产的免赔范围扩大至包括“被窃，亦所勿论”，比“主守官物固自不同”，即责任更轻。

　　沈氏之说乃将官、商责任相比，解明该律本意在保护对典物灭失无过错的典商，固然不可谓有误。但是，无论是沈之奇还是清律律文，均忽略了在商、民相较时，完全免除典商赔偿责任，至少有两点不足：其一，遗漏评价了典商受寄应负的妥善保管（安保）责任；其二，进一步挫伤穷民生计，引发社会秩序混乱。江浙省例的出现并被《大清律例》吸收为条例，实际缘由即在于此。

　　按浙江省《治浙成规》，乾隆十一年（1746年）定，典铺失火，依当物不同类型赋予相应的赔偿比例：衣服、珠玉、书画贯五扣利；金银器，值十当七计重扣利；铜铅锡铁等，贯六扣利。又乾隆十五年（1750年）定，典铺失窃，各项货物照当本银一两，许再找银一两，扣利找赔，应扣利银以失事日为止；典铺被抢，各项货物援照失火之例，概以贯五扣利找赔。

　　《大清律例》虽然原在刑律杂律“失火”条中对典铺被焚有所规制，但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浙江安吉县孙大顺染店被抢案发生，浙江巡抚刘韵珂质疑，典铺一遇失窃、被抢，“应如何着令赔补还，并无成例”。刑部即查照《治浙成规》斟酌出“费用受寄财产”新定条例，以突破律文的形式修复了律文的不适。但是，在《治浙成规》规则纳入条例之前，有关典当物灭失的案件时有发生，《粤东省例》等各省法规便相继参照江浙创新规则，在条例修复之前妥善地处置灭失纠纷，为条例的修并铺陈新路。

　　《粤东省例》对典当物灭失的认定方法与变通之道

　　现存《粤东省例》《粤东例案》两抄本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广东要求“照江浙两省当铺货物被焚，照当本数除例照赔”“查明浙省成例，邻火延烧，免赔”，实际是因为前述《大清律例》“失火”条有关典铺被焚赔偿规则，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初定时“专指京城当行失火而言”，系区域性条例，他省无定例可遵，故援江浙省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经两江总督高晋奏请，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典铺失火延烧著赔，按照所当货物分别减数赔偿，经户部议覆通行各省”，方成新例。也即，条例修订时采两江做法并推行各省，摒弃了原来典铺失火赔偿条例只能适用于京城的地域窒碍。故《粤东例案》在抄录失火赔偿的两条省例后，有小注释明条例“与此二条互异，然总应遵例办理为是”。

　　同样，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广东督抚批称当铺失窃免赔，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粤东省例新纂》载按“人力所能抵御”与否决定典铺是否赔偿，貌似与江浙省例不同，但其立法思维反对失窃与失火同科，因失窃者可由地方官“勤于缉捕，则原赃无难起获，非毁失无存可比”，区分了失窃、失火及不同危害程度之盗，实际与江浙省例无异。

　　说到底，不论是江浙省例最初的生成到其余各省的取用，抑或条例纂入源于地方的典铺失火、失窃比例赔偿规则，皆不以其是否干涉区域特色为旨归。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原律文无法衡平典商、典当人损失的缺陷，而非拘泥于地域特色以招致同案不同赔之不公。如左宗棠言，“典铺之设，原为取便穷民”。假设典当受限，“贫民益难谋生”“致使贫民失业”。

　　而为了抵制源于官府和穷民的赔偿压力，广东典铺行业在光绪末年订立行规，大幅制定“各安天命，一概免赔”的免责条款，将原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新条例及《粤东省例新纂》的失火、失窃比例赔偿，缩小为只有“自行失慎，确由该典自己起火，应照向章秉公办理”，而“被人连累，系出意外”“被盗抢劫，或偶遭兵燹风水等灾，事出非常”以及交货、交银自不留心被人拈去，“公议概不赔偿”。

　　所以，广东相关地方法规对律例的依违，或者说是否遵循从江浙省例改造的律例，与广东典当行业地域性的关系并不紧密。其所反映的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是典商与典当人利益的衡平，避免“徇富商而苦累贫民”。简言之，包括《粤东省例》在内的地方规范之所以能成为条例的先声，是因为合理地分配了典当关系人的利益。在技术上看，省例赔偿按当额比例浮动（如“照当本银一两再赔一两”），而非确定的赔偿数额，也可兼顾不同区域的典当价格、市场物价和个案差异。从这个角度说，典当失火、失窃的省例通例，本身便在立法技术上包容了因地制宜的需求。各省在参照此例自定例以及条例修纂时，看似没有考虑到各地之别，实际处处皆可安放地方之宜。故律学家薛允升评价有关规则原理时称许道：“因典铺而推及于染店，因失火而类及于被窃，赔偿之法亦极平允，盖所以昭画一，息争讼也。此例文之最不可少者。”

　　总之，清代省例的因地制宜，并不等同于必然与中央立法存在规范文本上的差异，而是指适合本地之用的实用效果和文化认同。在规范表达上，《粤东省例》追赔典当物灭失规则之于律文可谓有抵触之虞；但在价值评价上，《粤东省例》却修复了律文的内生缺陷，增强了律例实际应用的可行性，使律文原本不通之处得到替换和疏浚，即“变中有通”。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