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判词的书写风格及启示

清代判词的书写风格及启示

以张船山所审一桩买凶顶罪案为例

　　当代裁判文书多集中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突出事实审和法律审的综合书写，在展示证据和援引法条的交叉叙事中进行裁判说理，最终达致周严形成判决。相比而言，古代中国的判词倾向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人情、法条、伦常等多重因素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书写风格。这里以清代张船山（1764—1814年）在山东莱州知府任上审理的一桩买凶顶罪案的判词为例，详细解析，对古代判词样貌可以窥知一二。

　　嘉庆年间，山东即墨县富家子弟屈培秋，因一言不合而杀人，为逃避罪责便找到了欠其借款的贫民王小山，屈培秋表示只要王小山为其顶罪就免除债务，还另外赠送纹银二百两。王小山被迫答应，在一审中就被问成死罪，所幸复审时被莱州知府张船山查明真相，于是有了这一经典判词：

　　审得即墨县解送王小山杀人一案，本府一再审问，觉有不类。再四开导，始知为卖命顶凶杀者。真正杀人凶手，实为屈培秋。今已提到正凶，供认不讳。查杀人者死，律有常刑，所以惩凶儆邪僻也。若有钱可以买代，则富家子弟，将何所顾忌？皇皇国法，是专为贫民，而非为富豪设矣。有是情乎，有是理乎？千金之子，不死于世，此本乱世末流之行为，而非盛世圣朝之所应有。屈培秋以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其罪已不逭；而又不束身司败，以二百金买人一命，藐视王法，殆无是过。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以一案而杀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须知，前一杀尚出于一时愤恨，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屈培秋应处斩立决，并于行刑前，先杖二百。王小山顶凶卖命，依律亦应杖责，姑念出自孝心，为养活父母计，应从宽免责。王小山父王桂林贪图二百金之微利，至将亲爱之子，付诸刀俎之下，不特犯国法，且无人情，依律应处无故杀害子女罪减等，杖二百，流五千里。姑念其子小山，孝悌性成，初次审问时，即哀吁泣请，勿累父母，并愿以一命牺牲，不累堂上，泪随声下，满堂为之弹指。今果按律惩处，不几大伤厥心。本府为爱护孝子心，一体准予免责。薰蚊虻以烧艾柱，恐坏罗帷；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全孝子之心，捐顽父之杖。即墨县令审案糊涂，办事昏聩，姑念事出无心，免于承办，从宽详请撤任。此判。

　　纵观上述判词，张船山并没有在案情上作过多介绍，起笔便点出他对一审判决“觉有不类”的“第六感”直觉，于是通过“再四”审问，足见其耐心与毅力。因为在没有获取新证据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不断地做被告人的“思想工作”，才能获取真实口供，最终确认此案乃买命顶凶，一举推翻一审判决。张船山仅用四句话便省却了繁杂的事实证据和案情推理，将大量笔墨用于对涉案人的释法说理上，甚至还对公众进行普法教育并宣扬德政，可谓传统儒家官员判词之典型。张船山在看似忽略买命顶凶的案情细节，实际始终以基本律法之规定为主线，提纲挈领，为的是达到以个案带动同案审判的判词书写目的。具体说来，例如真凶屈培秋如何杀人以及如何买凶的，王小山之父如何教唆他顶替认罪的，即墨县令如何因无心之过被屈培秋蒙混过关的，又或是如何相信王小山的供述就认定其为真凶的，以及被害人家属的反应怎样等，这些在张船山的二审判词中概而不述。这种“避重就轻”的判词书写看似有违现代判决之要求，但张船山显然是已将此案做成了“铁案”，让所有涉案人都服判息讼，才能在判词中尽力简化案情，有的放矢，将重点放在对关键涉案人行为的情理法分析上。更何况，他在省略案情事实的基础上，将大量笔墨用在对律法的运用和评价上，对屈培秋和王桂林之判，旨在阐述立法目的，发掘立法原意，即盛世之法意在惩强扶弱，强贫弱富，决不允许富者恃富欺贫。对王小山和一审知县之判，用儒家“春秋决狱”之法“原心定罪”，以弘扬礼法之精髓。就此看来，此判已经完全超脱了该案的具体案情，将个案变成同案，为买凶顶罪之类案判决提供了书写范本。

　　买凶顶罪在当时俗称“宰白鸭”，在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广东潮州、惠州等沿海地区出现。当时仅福建每年因“宰白鸭”而枉死的人命案不下百十起。对此，张船山早有耳闻，但未曾料到莱州也会有同样的恶性刑案，他认为重口供轻物证的断案原则为买凶顶罪大开方便之门，“明知其为‘白鸭’，而亦就供论供，不复穷诘。”当主审官变成了张船山，他便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四诘问王小山，最终促使其翻供，才有了如此精彩的判书呈现于世。

　　通览判词全文，张船山还将判词的书写重点放在案中人物的评论上，在认定真凶是屈培秋，而王小山是顶凶卖命后，依次剖析了案中人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儒家之理念在于教化人心，使之无讼，故而能穿透固定的律法文字和具体的案情细节，将判词说理直抵人心。真凶屈培秋所涉社会关系在富裕阶层，此乃当时买命顶凶案频发的社会经济诱因，贫富差距悬殊使得穷人不得不卖儿鬻女维持生计，富人以较少的钱财使其顶罪。因此，张船山的判词一再申说，富人不可一再恃富挑战法律，视穷人之命为草芥，否则便会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导致社会只认金钱而无良知，道德经济最终都会崩塌。这对于王小山之父王桂林所涉关系同样适用，王桂林视财如命，对父子亲情于不顾。王小山被父亲要求的“孝顺”所胁迫，毅然决然赴死，这同样是儒家知识分子不可容忍的“愚忠愚孝”，王桂林正是利用了维系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所需要的孝来“绑架”王小山，顶凶人之父母便是买凶顶罪案的帮凶和掮客。就此而言，张船山对王桂林之流的严厉判罚实属应当，但考虑到王小山年不过二十，且手无缚鸡之力，依然需要依靠父母生计，才对其父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其本意在于维持传统的家庭关系。

　　在当时诸多买命顶凶案中，地方官常和买凶人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因此在地方豪富与知县之间的社交关系上，身为知府的张船山心知肚明，只不过一时难以发现知县的马脚，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对知县给予免职处罚的建议。他对知县的无能为力并非个例，清朝学者陈其元所著《庸闲斋笔记》所载，嘉庆年间，其父陈鰲在福建为官时，所经历的一桩买凶顶罪案同样充满了对一审知县的“无力感”。当陈鰲发现买凶顶罪后便将案件发回知县重审，知县、真凶与顶罪人的父母串通一气，逼迫顶罪人不肯翻供。即便陈鰲有心，且明知是买凶顶罪，也无力翻案。相比之下足见张船山追求公平正义的魄力。

　　张船山针对清代中后期较为频发的买凶顶罪案所作的判词，重点围绕涉案人物之关系展开，包括买凶人和顶罪人背后的贫富社会关系、父子亲情背后的道德经济关系、地方官员与富绅背后的政商交往关系等，且处处紧扣律条之规，真正做到了“依律断案”，在释法的过程中完美地阐释了天理、道理和情理，即法不可偏（富）之天理、数恶当分别惩治之道理以及百善孝为先之情理，充分向世人传达了清代传统儒家官员所向往与践行的“天理国法人情”一体为治的为官信条。

　　（作者单位：广州商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