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应处理好四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做好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4年5月公布的《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列入拟制定的行政法规。这将是我国红色资源保护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行政法规，在我国红色资源保护、管理、运用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难题，健全红色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应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把握新时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的规律特点，立足解决红色资源保护传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将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经验做法提炼为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工作目标和工作体系、责任和义务等进行全面、系统规范，尤其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只是红色资源保护立法中的一个部分，如何找准其在整个红色资源立法中的功能定位，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既“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在一定目标下规范协调、制度协同，是必须建立的立法思维。一方面，应保持相对独立，协调好“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关系。为了避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交叉重复，凡是其他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只作原则性、总体性规定；其他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够完善的，“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尽可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应正确处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在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过程中，可以充分吸纳下位立法的成功经验。目前，上海、安徽、吉林、四川、山东等地的相关立法已经在红色资源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运用、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立法探索和创新，形成大量具有实效性的模式、措施、规定。这些成功的地方立法经验，可以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制定工作中对其进行梳理并加以必要吸纳，使其上升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适性法律规范。

　　二是正确处理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彼此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红色资源保护的目的是合理利用，红色资源合理利用的目的是有效保护。在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关系上，保护始终是第一位，利用要服从保护。要正确处理好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既不能为了红色资源保护而因噎废食，不利用红色资源；也不能一味地利用红色资源不把保护放在首位。红色资源利用关键要“合理”，既要防止“不够”也要防止“过度”。因此，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的制定工作中，要对红色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全面了解红色资源利用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细化红色资源合理利用的具体要求，确保红色资源能够在有效保护基础上实现合理利用。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事务，政府是主导，社会是基础。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有利于社会资金流向红色资源保护领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保护红色资源的热情，推进红色资源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要改变政府的“全能型”角色地位，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灵活开放、发展有序的新体制。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应对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红色资源治理体系。通过红色资源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合力。

　　四是正确处理好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红色资源保护是系统工程，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门不能“一家独唱”，更不能“单打独斗”。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应明确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对相关部门职能进行整合式列举，使各部门依法根据自身的职能定位和责任范围，适时、适当、适度参与红色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应建立文化和旅游（文物）部门牵头，党史研究、档案、退役军人事务、教育、住建等部门为主要成员单位的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联席会议机制。联席会议负责统筹、指导、协调、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工作，研究决定重大事项。此外，应建立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执法协调、协作机制，增强执法的协调性、协同性。

　　本文为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我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调查与制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