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高案：打黑除恶之赣州宋慈样本

　　南宋时期嘉熙三年（1239年），宋慈就任赣州知州，因拒绝与当地官员勾结被弹劾免官，不久又获任广东提点刑狱。淳祐二年（1242年），宋慈转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在此任上，也即淳祐五年（1245年），宋慈审理了杨子高案，后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杨子高案的审理可谓传统中国打黑除恶的赣州宋慈样本，即物证为本，一案一结；出其不意，从快从速。

　　杨子高案之端倪

　　赵宋南渡后，江西一带“凡十县之间，失业之民，率举为寇”，加上赣州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民风好斗，至南宋中后期动乱频发，成为黑恶势力的温床。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惩恶门所载，宋慈“当职任江西提刑日，有陈姓一族，原与杨子高是至亲，后因财谷交争，被其挟势谗间于孟马帅之前，斩其父首，并其财物”。杨子高和陈氏一族本是至亲，却因争夺财物引发纠纷。杨子高凭借关系在孟马帅前谗言离间陈父，以至于“斩其父首，并其财物”，令陈家家破人亡。“马帅”即马军司，属禁军系统，掌军内之名籍、统制、赏罚等事。陈父应属于军队系统，才会被孟马帅所斩。该事件本为军民纠纷。按淳熙五年（1178年）诏令：“自今军民相争公事，除殿前、马、步军司，依已降旨送大理寺外，其余诸司并将兵，并令临安府理断。”即大理寺管辖三衙军人与百姓纠纷案件，临安府则负责其余诸司军人及将兵与百姓的纠纷。杨陈之间的财谷纠纷本应由大理寺或临安府审判，然杨子高动用军队系统关系，让陈氏之父的上司孟马帅直接以军队内部的惩罚来侵夺财产。军队内部相对封闭，监督难度大，杨子高此法可谓隐秘。

　　再看陈氏之反应。“及陈氏亦经江西宪司有词，且广印怨歌，四路散贴”。“宪司”即江西提刑司，陈氏一边直接状告，一边四处鸣冤，广布天下。宋慈此前短暂担任过赣州知州，再改任广东提刑司，之后才赴任江西提刑司，对此案早已有所耳闻，只因当时治赣时间尚短，无法抽身查看。待上任江西提刑司，宋慈便可名正言顺地以此案打开江西司法工作新局面。

　　与无赖恶少之流不同，像杨子高这样的地方势力“智过人，勇过人，糓粟之蓄过人。有是三者，桀骜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节而归豪强之门”，以至于“意之所欲，则夺人之产，据人之妻；心之所嫉，则破人之家，戕人之命”，要想惩治杨子高谈何容易。宋慈除了执掌提刑司，还兼任赣州知州，肩负着治理地方之重任。他必须兼顾路级司法主官和州级地方主官的双重身份，以维稳为先，顾全大局。对于杨子高，纵然“万口交怨，恨不食肉寝皮”，宋慈也没有感情用事，擅断滥刑，而是“证据从实”。因“当职是时下落遗，累追不获，合并勘问”，此案牵扯军政，又死无对证，宋慈只能暂行搁置平冤，留待他日并案处理。

　　杨子高案之查处

　　如何获取关键证据才是惩治杨子高的重点。作为黑恶势力之头目，杨子高处事必定十分隐秘且根本不需亲自出马，很难留下把柄，查处难度极大。宋慈从长计议，从外围的依附成员入手寻获杨子高的蛛丝马迹，于是，身为杨子高黑恶势力集团核心成员的王元吉，便是宋慈重点突破的对象。

　　宋慈任内赣州食盐走私猖獗，赣民往往趁农闲之时，携带兵器械具在闽粤交界处贩盐，构成了一股极大的威胁朝廷的地方商业武装力量，王元吉便参与其中。他依仗杨子高的后台，私自提高官定的盐价，牟取暴利，此其一；其二，令其子私自贩盐，往来江右；其三，破坏官钱，掺沙铸钱，使沙毛钱流入湖南；其四，害人性命，导致两个工匠和一位艄公身亡；其五，强占良人为妻，逼迫其父自杀。桩桩罪行，可谓穷凶极恶。宋慈曾专门推行了“鳞次保伍法”，通过强化户籍管理、加强出入检查讯问的办法抑制盐贩，但不惩处黑恶势力就难以治本，王元吉便是打击的重中之重。王元吉及其子之罪行多为亲自直接实施，其罪证很容易收集，且王元吉的口供足以成为惩治杨子高的重要证据。然在颇重实物证据的南宋，惩治杨子高并没有直接的物证，杨子高完全可以声称对王元吉所作所为概不知情。宋慈之所以能够抓住杨子高的软肋，则是在获得王元吉的口供之后，得知杨子高还担任制置使之职。此刻对伪造官文颇为敏感的宋慈便“索到告身批书，皆是揩洗书填，难掩踪迹，唤取前项书铺辨验，造伪晓然”。即杨子高将别人旧的告身（古代封授官员官职的凭证）涂改为自己的制置使任命书，这一铁证便是宋慈给予杨子高的致命一击。因与金作战，南宋在地方任命制置使，辖治数路军务，防御金人入侵以及镇压辖区内盗匪暴动，至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其职被削弱，但在地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故被杨子高冒名，还能干涉马军司，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连地方官也要敬畏三分。

　　至于要一举查处杨子高的其他罪行，包括为陈氏一案所涉殴死人力、旁夺田产等罪，按照南宋审判惯例，更是需要收集相应的物证，即“殴死人力，犹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照索齐”。奈何宋慈在淳祐五年（1245年）就改知常州，不知是不是杨子高从中活动的结果，无法为陈氏平冤并继续侦破杨子高他罪。

　　杨子高案之评价

　　宋慈单凭掌握了伪造文书这一铁证就率先对杨子高用刑，恐怕对后续纠察杨子高的其他罪行产生负面效果。杨子高及其黑恶势力肯定会积极活动，销毁罪证，让欲查余罪者更加障碍重重。深谙取证之道的宋慈既然能利用自身司法理性获取了关键物证，为何又丧失了一个司法者的职业理性，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过早处理了杨子高？

　　首先，宋慈在治理赣州任上近四年时间里，依然没有掌握杨子高的全部犯罪证据，足见针对黑恶势力头目的取证难度颇高。其次，宋慈在官场上可谓势单力薄，最高官阶不过正六品。按淳祐四年（1244年）起同为江东提刑刘克庄的评价，宋慈“性无他嗜，惟喜收异书名帖。禄万石，位方伯，家无钗泽，厩无驵骏；鱼羹饭，敝褞袍，萧然终身”。如此个性让宋慈在离任后根本难以左右继任者们对杨子高案的态度。最后，考虑到杨子高在陈氏一案中的影响力，宋慈难以相信继任者能够彻底打击这一犯罪集团。在他看来，“停囚反以长智，兼其分遣爪牙，纷然求援，富有财力，可以通神，才一转身，必至漏网”，如果宋慈不及时审案，便给了案犯喘息的机会，这些案犯将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关系进行反击，极大可能会逍遥法外。宋慈选择在即将离任之时提前收网，能最大程度上消除杨子高的戒备之心。杨子高因“结托州县官吏，禀听风旨，蓄养罢吏配军，分任爪牙”，他对宋慈即将调任，甚至调任何职早已知悉，故而“尚且名作抱病，迁延日子，巧避刑名，妆点疾病，图免鞫勘”。杨子高想当然认为只要拖延时日，必定平安无事。

　　“杨子高铜臭恶类，垄断贱夫，逞威倚势，暴于虎狼，伤人害物，毒于蛇虺”。这是宋慈判词对杨子高的评价，对此类地方黑恶势力的痛恨可见一斑。即便如此，苦于没有确凿证据，对于杨子高“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图结”，宋慈只能“差官录问，取服状先断”。为防止离任之后案情生变，他还将本案详细材料呈报朝廷台省，同时还将前项官身文告、批书等收缴呈报，请求下达公文通报于各官署，以将此案广而告之，造成影响。“余二犯帖院，一面接续催勘”，即将已有线索移交他处继续侦查，希望良心官员接力查处。

　　王元吉最终被判“刺配广州摧锋军，拘监重后，日下押发，赃监家属纳”；杨子高则被判“先决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对于杨王二人刺配之地的广东，宋慈更是熟悉不过，但因南宋疆域较小，赣州与广州和英德并不遥远，加上宋代刺配服役虽没有一定期限，但因大赦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以杨子高的势力，他和王元吉极有可能很快会返回故地赣州继续为非作歹。巧合的是，在惩治杨子高的三年后，即淳祐八年（1248年），宋慈奉命巡回两广、江西、湖南四路，仍掌刑狱；淳祐九年（1249年），宋慈赴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军政之事，并兼任广州知州，直至1250年辞世。杨子高和王元吉们大概率会始终在宋慈的监控之下服刑，这对陈氏一门和赣州百姓算是一个巨大的宽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