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的法文化意蕴

　　律是中国古代法律规范的重要载体，自战国时期商鞅“改法为律”，中国古代法律进入律典时代。律典时代，强调立法技术，强调法律的艺术。律典时代的中国，在立法技术方面多有创新，实现了法律的超越性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改法为律与律典时代的开启

　　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在李悝《法经》六法的基础上，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律。具体而言，就是将《盗法》更为《盗律》，《贼法》更为《贼律》，《捕法》更为《捕律》，《囚法》更为《囚律》，《具法》更为《具律》，《杂法》更为《杂律》。

　　商鞅“改法为律”，意义十分深远。首先，实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名称从“刑”到“法”再到“律”的转变。法律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古代中国立法观念从强调单纯刑杀的“刑”，到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再到强调法律艺术的“律”的转变。早期中国，法典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立法理念的变迁。夏、商主要的立法理念是单纯强调刑杀。因此法典名称以“刑”命名。例如，《禹刑》《汤刑》《九刑》等。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立法领域中法律思想的进步，特别是法家的崛起，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便成为法典名称。当时以“法”命名的法典很多。例如《常法》《仆区法》《茆门法》等，体现了法家的法律平等观。到了战国时期，商鞅“改法为律”，拉开了律典时代的序幕。从这个时候起，律作为法典名称，为元朝以外的后世各朝沿用，例如《秦律十八篇》，汉《九章律》、《朝律》，隋《开皇律》，唐《武德律》、《贞观律》，明《大明律》，清《大清律》等。律典时代的开启，对古代中国立法技术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律典时代的立法技术

　　律典时代，在法典编纂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西晋律学家杜预等注释《晋律》，首次界定了律和令的性质。明确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引杜预《律序》）。《唐六典》也明确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中国古代的律，作为正刑定罪的法律，具有刑法典的性质。由此可知，古代中国自进入律典时代始，刑事法律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化的发展道路。除具有刑事法律属性的律之外，作为设范立制的行政法规属性的令，也走上了一条独立化的发展道路。律和令走上独立化发展道路，反映了古代中国，特别是两晋以后立法技术的进步。

　　第二，律、疏法典编纂体例出现。唐代为了方便司法实践，方便科举考试，实现了律与疏两种法律规范的合一编纂，也即形成法律规范与法律解释合一编纂的立法体例。律是指法律规范本身，在唐代是指《唐律》十二篇。疏是指法律解释。律和疏合一编纂。形成了传世法典《永徽律疏》，也即《唐律疏议》。疏经唐高宗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附于律文之后，与律文一同生效。疏作为法律解释，包含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几个层面，均具有法律效力。其中立法解释旨在对某一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和宗旨进行解读。疏中还包含有司法解释，主要是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疏在对强盗罪的两种情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唐律疏议·贼盗》）进行解释：先强后盗与先盗后强，也即先施加暴力后抢劫财物与先抢劫财物后施加暴力有无异同，认为两种情形没有差别，应当同等处罚。疏中还包含有立法解释，对法律概念作扩大性或限制性解释。例如疏对皇帝“御宝”作了扩大性解释。说明“御宝”不仅包括皇帝御玺，还包含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印宝。所谓“印宝”者为摄三后宝，将盗用或伪造三后印宝并入十恶。（《唐律疏议·名例》）。

　　律与疏的合一编纂，对保证文本法律不散失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极大地方便了司法实践，方便了科举考试。

　　第三，刑统法典编纂体例形成。唐代末期，鉴于单行法规针对某一具体行为的规定散乱，导致法律条文收集和适用困难的情况，开始出现刑律附格敕（法规敕令）的《大中刑律统类》。五代时期，《大周刑统》实现了“刑名之要，尽统于兹”（《旧五代史·刑法志》）的目的。最终形成一部综合性的刑法典。刑统作为综合性的刑法典，不仅包含了律的内容，而且包含了分布在其他法律规范如令、格、式中与律中某一条文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汇集了律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全部刑事法律条文。

　　宋朝因袭《大中刑律统类》和《大周刑统》的做法，采用刑律统类的法典编纂模式。将所有法律规范中的相关刑事法律条文全部抽出，与刑法典合一编纂，称为《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由于突破了律的范畴，《宋刑统》内容繁多，在律文十二篇下设若干门，总计为二百一十三门。采用篇下设门、门下分条的法典编纂体例，与《永徽律》篇下直接分条的法典编纂方法不同。

　　两宋时期刑统的编纂模式，实现了相关法律条文与刑法典的合一编纂，极大地方便了司法实践，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是中国古代立法技术进步之重要体现。刑统编纂模式的形成，使刑事法律从单一的刑法典向综合性刑事法律规范的方向发展，为今天的刑事法律规范编纂活动提供了借鉴。

　　第四，律例合编体例的形成。到了明朝，因《大明律》正式颁布后基本未作过修改，因此，后世对这一规定曾以“例”的形式进行过补充，条例作为单行法规，在明朝主要来自刑事司法实践，由司法部门根据案例拟定的条文化的单行法规，经皇帝批准颁行，具有补充律文不足之功能。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修订完成《问刑条例》二百九十七条。到了明朝万历十三年（1585年），修订完成《问刑条例》三百八十二条，并附于《大明律》后，形成律、例合编体例。“律为正文，例为附注”（《明史·刑法志》）。例来自于司法实践，律例合编体例的形成，实现了律文与单行刑事法律规范的汇编，极大地方便了司法实践，补充了律文的不足。实现了立法技术的再一次进步，也为清朝律例合编体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朝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增加例以辅助律，所谓“以例辅律”（《饮冰室文集·明清之成文法》），制定完成《大清律集解附例》，该法典于顺治三年（1646年）颁行，是清朝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实现了律、集解、例三种法律规范的合一编纂。律指刑法典，集解属于法律解释，而清朝在例的内容上有了极大的扩展，不仅包括来自刑事司法实践的单行刑事法律规范，还包括皇帝针对某一事务发布的敕令，“所刊原例、增例、钦定例三项”（《大清律例·奏疏》）。

　　乾隆五年（1740年），《大清律例》颁行。《大清律例》是大清律之定本，这部法典一直用到清朝政权结束。《大清律例》在法典编纂体例上沿用了《大清律集解附例》的体例，而又有所更改。清朝的例与明朝的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例的数量增加。《大清律例》中所附例为一千零四十九条，比《大明律》中所附《问刑条例》数量增加了三倍，反映了清朝社会环境变迁，需要补充更多的例。其次，例的范围扩张。《大明律》所附条例主要来自刑事司法实践，内容单一，而《大清律例》中例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来自刑事司法实践的条例，还包括行政法规属性的则例，“将见（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条例内”（《大清律例·奏疏》）以及皇帝的敕令。再次，例中夹注。采用小字夹注的方式对律文进行解释，具有方便阅读之功效。

　　《大清律例》编修完成，最终实现了刑法典与法律解释与单行法规的合一编纂，是对唐、宋以来立法经验的总结，极大地方便了司法实践，有助于防止法律规范的散失，体现了古人在法典编纂方面的智慧。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