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上的执行法官

　　到今年，罗志顺海事执行法官的生涯已经度过了20年。

　　从2003年宁波海事法院的一名执行员，到如今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罗志顺几乎踏遍了全国漫长的海岸线。他曾登过远洋巨轮开展执行任务，彰显我国海事司法权威；他也时常走进捕鱼小船，在狭小闷热的船舱里给船主释法明理。

　　如果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执行工作就是这道防线的最后一公里。对执行法官来说，这最后一公里走得并不轻松，难就难在找人查物，寻找被执行人的行踪及其隐匿的财产，有时甚至要应对抗拒执行的暴力。如何冲破重重阻力，保证法之必行？近日，罗志顺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讲述了他20年来参与海事执行的故事。

　　参与惊险万分的“夺船行动”

　　执行时遭遇阻力，对罗志顺来说是常态。

　　他经历过阻力最大的一次，是2017年轰动一时的全国首例法院强制“腾船”案。此次执行，共出动400余名执法力量对涉案船舶实施强制移泊。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2016年，浙江某海运有限公司因无力偿还银行债务及支付船员薪水，该公司名下的货船“勤丰208”轮被法院扣押。之后，其中一名船东竟擅自将“勤丰208”轮开走，停泊在台州市金清镇黄琅水域。该船的大船东及背后集资的小船东共200余人。这片水域附近正是200余名船东居住的村庄。

　　当时，“勤丰208”轮虽然已被成功拍卖，但因为船东的数次阻挠，迟迟无法交付买家。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几次到驻地开展执行都无功而返。案子僵持了一年多。其间，宁波海事法院先后4次与台州市路桥区委、区政府，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路桥区人民法院，台州市海事局等部门沟通协调，最终决定在2017年9月7日凌晨开展多部门全方位的联合执法大行动。

　　当时，罗志顺还是院里的法警支队副支队长。9月6日，他和院里其他领导同事到达金清镇政府的时候，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大巴车。参加联合执法行动的，包括当地公安、海事、渔政等十余家单位，各部门有关负责人在镇政府商定联合执法行动的具体方案。除了陆地上分布在6个布控执勤点的400余名执法人员，当地还出动消防车、救护车到现场待命，水上更有海事部门派出的两艘巡逻艇支援，同时安排6艘船只在周边警戒。

　　整个计划严格保密。9月6日晚上，罗志顺所在的法警支队分为三组，趁着夜色依次按计划上船。罗志顺就在第一批上船的法警中，任务是排查船上的危险物品。这是整个行动中最让人紧张的时刻，因为此前有船东扬言在船上放置了爆炸物，但好在是虚惊一场。船上共6名船员，有几个还在睡觉，很容易就被制住。

　　行动开始得很顺利，但罗志顺和同事们不敢放松警惕。晚上，安全起见，支队十几个人就睡在甲板上，方便大家轮流站岗，防止船东上船搞破坏。果然如他们所料，有船东搭小船试图偷偷从海上登船，被轮班的同事发现，这才悻悻离去。

　　9月天气还很热，甲板上蚊子很多，那一晚谁都没睡好。第二天天没亮罗志顺就醒了，身下的甲板已经大幅倾斜，这是船舱注水导致的。此前，因为防台风需要，“勤丰208”轮被注入11000吨水，加上原来船东们为了使船坐滩不被拖走而注入船舱的水量，共需排出14000吨水才能将船拖离泊位。直到9月7日晚上，船舶的水才完全抽干，最终成功交付买受人。

　　与“老赖”被执行人斗智斗勇

　　如果说夺船行动更多是斗勇，那么工作中的大部分时候，执行法官们还要和被执行人斗智。

　　有一回，一名申请人向罗志顺提供线索，被执行人的船出现在广东一条内河边。当他们匆匆赶到时，定位系统显示，船开始沿河往西行驶。罗志顺一行立即开车在岸上追。一直追到广西，总算追上了，这时却发现船号不对。原来，被执行人违规将自己那艘船的定位系统挪到了眼前这艘船上，线索中断，罗志顺一行无奈只好终结本次执行。

　　但这不代表终止执行。为了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5年内，法院每6个月会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财产，并将查询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只要执行法官和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会恢复执行。

　　罗志顺办理过一个义乌的案子，执行阶段前前后后拉锯了十几年，每次去义乌出差，他都要顺道去被执行人家里看看。这么多年，被执行人所在村子的村书记已经换了两任，罗志顺和每任书记都打过交道。

　　被执行人在和执行申请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就“人间蒸发”了，电话不接，家里也找不到人。不过，持续关注下，罗志顺得知，被执行人所在的村子即将拆迁，这意味着他将有一笔可供执行的财产，罗志顺重新燃起了希望。

　　拆迁后，被执行人分到土地，在上面建了一栋房子，由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共有。当罗志顺好不容易通过当地公安找到消失的被执行人时，对方却说自己没钱，建新房全靠借债。新房已经出租。有租客说，房东以前欠他们钱，现在拿房租来抵债，他们是免费住。但罗志顺和同事了解到，其实没有这回事，租客们交过租金，只因为和房东关系好，所以帮着打掩护。

　　另有一名租客的话更证实了这一点，他向罗志顺出示了租房合同和房租转账记录，显示已经交了12万的房租。在公安机关的协助调查下，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证据确凿，被羁押至看守所。这时他才改口，表示愿意履行执行，只要能从看守所出来。罗志顺告诉他，早日回家的唯一希望就是还钱，与申请人和解，取得对方的谅解，争取缓刑。被执行人满口答应。

　　然而，眼看执行成功在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被执行人原先欠申请人150万元，申请人要求考虑这些年的人民币升值情况，提出还款280万元。被执行人家属也不乐意了，不愿配合执行。案件再次陷入僵局，罗志顺只好重新做工作，确定双方都认可的执行金额。

　　漫长的谈判开始了。被执行人在羁押期间只能通过律师和外界取得联系。他没有请律师，罗志顺充当起传话人的角色，帮着他和家人、申请人之间互相带话。跑了4趟看守所之后，终于敲定被执行人还款170万元，被执行人转让拆迁分到的土地建房指标给申请人，抵了一部分债，又向亲戚借了笔钱，才了结与申请人之间的债务。

　　最后，法院判处被执行人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被执行人如愿走出看守所，申请人也收到了欠款。这起宁波海事法院本部首例拒执案，最终以成功完结收尾。

　　帮助“以船为家”的老人

　　执行多年，罗志顺见多了躲避执行的百般花样，执着的老罗以见招拆招、追究到底一一化解。但他也遇到过一些生活确实窘迫的被执行人，境况令人唏嘘。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依法强制执行，把握法理和情理之间的平衡，对执行法官来说是个挑战。在2019年的一起执行案件中，罗志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起执行始于申请人的来电：“找到被执行人的船了！”罗志顺和同事们寻找这条船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前，船被法院判给原告，但被告始终没有主动交船，也不接法院的电话，完全失联。这条小船连定位系统都没有，罗志顺和同事们一度毫无头绪。

　　在申请人的指引下，一行人赶赴嘉兴，准备强制执行。等到了船上，没见到被执行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名年轻女性，怀里还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满脸迷茫地听罗志顺说明来意。

　　原来，她们是被执行人的妻子和女儿，婴儿是他的外孙女。被执行人在外地打工，留在船上的家人对他欠债的事略知一二，但不知道这条曾在他名下的船早已不属于他们了。老太太不愿相信，直到罗志顺拿出判决书，上面写着她丈夫的名字，她才接受真相，随即一通电话打给丈夫，一边骂一边哭。

　　老太太没有房子，这条船是她唯一的容身之所。六七十岁的老人终年以跑航线为生，出嫁的女儿也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到船上帮忙。老太太还有一个儿子，那天出海去了，人不在，但家当都在船上。

　　狭窄的生活舱不足二十平米，灶台上杂乱地摆着奶瓶奶粉，台式电视机、冰箱及家具看着都很老旧。舱里一张床上放着老太太新购置的被子，是她准备给儿子以后结婚用的。

　　按惯例，船上人员都要离船，船上属于被执行人的东西也要清空。老太太一听，放声大哭。下了船，她们就没处去了，船上的家当也没地方搬。罗志顺就和申请人商量，为老太太一家到宾馆开三天房，让他们有个缓冲，另寻住处。船上的家具就让申请人买下算了，反正收了船也需要布置，这样双方都省力。

　　申请人也比较爽快，说一切都听罗志顺的。老太太告诉他们，最初买来这些家具花了三四万块。罗志顺就商量申请人出了3万元。至于那十条新被子，当时下着雨也不好搬，先放船上，给一家人三个月时间，找到房子了再拿走。双方都同意了。

　　尽管如此，一夜之间，老太太没有了家，又失去了维生的工具，可以预见，未来的生活将更加艰难。罗志顺又想到当时的法律规定，法院执行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后，拍卖获得的费用中要扣除给被执行人3-5年的房租，以免被执行人流落街头，于是又与申请人商量给了被执行人一家五年的房租。临走前，罗志顺和同事帮助老太太一家安顿好，才放心离去。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圆融执行，对罗志顺而言，这不仅是简单的兼顾人情的问题，避免将被执行人和家属逼上绝境，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执行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也防止引发更多矛盾和问题。在罗志顺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圆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