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法中“慎刑”思想的和谐价值

　　《说文解字》曰：“慎”谨也，即谨慎、慎重、小心的意思。所谓“慎刑”是指谨慎用刑。

　　据史料记载，慎刑思想最初起源于虞舜时期，《尚书·尧典》中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其意思是因为过失或者不幸而犯罪的，可以被定为无罪或者被赦免。《夏书》曰：“昏、墨、贼，杀。”其中“昏”作为夏朝的犯罪行为是“己恶而掠美为昏”，意思是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夺他人的美名，欺世盗名，冒充好人。墨是“贪以败官为墨”，意思是官吏贪腐就是墨，这也是“墨吏”的典故。贼为“杀人不忌为贼”，其意为胡乱杀害他人且不畏忌者是贼。以上犯罪行为在夏朝都被定为死刑，其中“墨、贼”的罪行严重程度与判处死刑这样的刑罚程度大体相适应，但“昏”罪的严重程度与后者相差甚远，却处以死刑，其罪责刑不相适应。商朝时期的刑罚种类更为繁多，规定了墨、劓、刖、宫、大辟等五刑制度，比夏朝的刑法制度更加残忍，由此可见“惟刑之恤”的思想在夏朝和商朝，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慎刑”思想发轫于西周，周文王汲取商朝严苛刑罚导致灭国的教训，为了维护周朝的统治，崇尚德教，慎用刑罚，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在古代传统法的封建环境下，儒家矜老恤幼的“慎刑”思想，体现统治者的仁政和德治思想，如西周的“三赦”之法，即对未成年人、岁数大的老人、智力不足的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赦免或减轻刑罚。统治者遵循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律原则，在重视道德教化的同时，提出了“刑中”，即不滥杀无辜，不乱罚无罪。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统治者遵循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初对刑罚制度进行废除肉刑变革，肉刑作为一种极其严酷残忍的刑罚制度，在秦王朝时期和春秋时期使用极为频繁，如《云梦秦简》记载：牧养官府牛若“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徙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由此句我们可以看出，秦朝的刑罚已经超出“慎刑”的范畴，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肉刑的废除也为此后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汉中后期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提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刑法理念，使得刑事立法多采取轻刑措施，形成和谐的法制保障机制。

　　唐代之初，统治者重视儒家的“德治”和宽缓慎刑的法律思想，《旧唐书·刑法志》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朝的统治者对于死刑与刑罚的运用保持审慎的态度。在刑事立法方面，唐代的《唐律》有“轻刑”“中刑”“重刑”之分，能做到繁简适中、宽严俱平，罪刑与情理相适应，能够通达人情法理，符合百姓心中的慎刑标准，是和谐的法制保障的典范。经历宋元到明清朝代，《大明律》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和多年征战的背景下制定的，统治者以“重典治乱世”，对罪犯施以重刑。清代慎刑体现得最为典型的是秋审制度，它是清代会审制度中的一种死刑复核制度，清代死刑中的监候案件，可以纳入秋审。清代在宗教祭祀、农忙季节之时规定“停刑”和“停审”，古人讲求春季万物生长，秋季肃杀，遵循节气和世间万物生长的规律，认为刑罚杀戮应与自然时节相顺应。秋审制度的意义在于，经过地方秋审或中央秋审程序，根据罪犯的犯罪严重程度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等类，其中情实者为刑罚最严重的，经过勾决将执行死刑，缓决是罪行轻微危害情况相对不严重，可矜则是比缓决更加轻微，属于最轻的罪行。经过上述繁杂严密的程序，保证官吏不滥杀无辜，死刑案件经过秋审的慎重决定，宽恤减轻刑罚，减少冤案的发生，以严格制度承继“慎刑”思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

　　和谐的思想观念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古代君王最初信奉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的理论，在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环境，君主认为天道、人道、自然，息息相通，天人不应相互违背，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有关联，后来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理念，这也印证了后来统治者提出“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和谐的思想观念缘由。“天人合一”的背后实质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期待，在这样的统治目标下，统治者在制定刑罚制度时能够减轻重刑，体恤百姓，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减少战乱的发生。历史上从重刑到轻刑的演进，死刑从不能轻易被使用，到判处死刑后设立秋审的死刑复核制度，“慎刑”思想体现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中，这不仅使传统封建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和谐稳定的局面，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