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战略启示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赤壁之战的战略启示

　　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为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战中，曹操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过高地估计自身的实力，对蜀吴战略能力及自身不利因素估计不足。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说，在军事纷争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性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每战都有危险。这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战争的指导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策略。发生在公元208年魏与蜀吴联军之间的赤壁之战对这一军事战略进行了完美阐释。

　　公元208年，曹操的军队和孙权、刘备的联军在今湖北江陵与汉口间的长江沿岸的赤壁之战，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典战役，对于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孙、刘联军，面对总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曹军，知己知彼，正确分析形势，采取密切协同、以长击短、以火佐攻、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从而成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曹操的败北可谓教训深刻。

　　曹魏高估自身实力

　　在赤壁之战前期，即荆州作战阶段，曹操的军事行动是无懈可击、十分成功的。经官渡之战、北征乌丸、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曹操立即把眼光投向了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曹操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坐拥荆州全境，加之在长坂坡又轻而易举地将刘备杀得落荒而逃，就连远在益州的刘璋都“始受征役，遣兵给军”。此时的曹操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实力，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只看到自己兵多势大的优势，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威慑的作用，而忽视了己方士兵远来疲惫、不习水土、不习水战，天气严寒、后勤保障困难等劣势，不顾谋士贾诩劝谏，执意要顺江东下攻打孙权。曹操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只要对孙权进行军事威胁，孙权集团就会纳土臣服，就可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曹操当时的心理，体现在他给孙权的那封著名的檄文中：“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沉醉在不战而征服荆州的胜利中，居高临下，对东吴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奉辞伐罪”“会猎于吴”，把江东视为囊中之物，战略战术上没有重视孙权。

　　曹操的盲目自信在对待黄盖诈降的问题上得以体现，把黄盖投降视为必然。黄盖在诈降书中阐述了降曹的起因，及对东吴的不满、对曹操的敬佩，这使得本就不可一世的曹操更加相信自己的威信及威慑力，从而放松了对黄盖之降应有的戒备，致使蜀吴火攻之计顺利实施。

　　军事的威慑作用是需要重视的，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在实施军事威慑的同时，还必须知己知彼，缜密策划，并有其他手段的配合。否则，情况一旦发生变化，仓促应战，就会给整个战局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曹操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忽略了刘备的存在，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断言，低估了刘备，甚至根本没有估计到刘备在重创之下还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在没有彻底肃清刘备残部的情况下公然向孙权宣战，造成刘备联吴抗曹。这不符合曹操一向以来奉行的打一拉一、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孙刘的联盟。

　　对蜀吴的能力及自身不利因素估计不足

　　低估了蜀吴的协作能力。曹操在夺取荆州之后，威胁到孙权的既得利益。在曹操大军南进荆州的情况下，孙权为了既得利益，就必然要寻求同盟，同刘备联合，共同抗曹。孙、刘双方虽有矛盾，但联盟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为了各自利益，经过几个月的纵横捭阖，在抗曹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结成联盟。在孙、刘联合抗曹战线形成之后，孙权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军3万，与刘备军队的万余人一起，共同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迅速进驻夏口，旋即挥师溯长江西进，决心同曹军决一雌雄。

　　低估了蜀吴应对曹魏大军的战略分析判断能力。诸葛亮、周瑜知己知彼，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通过分析，诸葛亮认为得胜而来、号称八十万人的曹军远来疲惫，已是“强弩之末”。周瑜准确分析了曹魏士兵不习水战，却要“舍鞍马，仗舟楫”，这是舍长就短；隆冬时节，战马缺乏草料；远道而来，水土不服，必发疾疫；再加上荆州百姓对曹操并不是真心拥戴，大后方又有马超、韩遂等西顾之忧。由此推断，曹军必败。同时，也看到了孙刘联军擅长水战，江东政权稳固，“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的良好社会基础，周瑜对孙权说：“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表示愿得精兵三万，前往夏口抗击曹军，从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和信心。正是由于对敌我形势的正确估计，知己知彼，周瑜才敢于趁曹操尚未完成部署而先期迎敌，以己之长对敌之短。周瑜的主动迎击打乱了曹操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迫曹军战于赤壁水上，初战告捷。赤壁初战的一击成功，使得孙刘联军化被动为主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低估了东吴的胆识。根本没有预见到周瑜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敢主动迎击，以至于在赤壁与周瑜遭遇时毫无准备，败退江北。更为严重的是，曹操直至此时还未清醒过来，既没组织有效的防御，更没部署积极的进攻；既不撤退，也不进攻，只是消极观望，终于铸成大错。在对待黄盖投降的问题上，曹操一错于没有辨明真伪，再错于受降时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对黄盖之降虽非完全相信，但自恃兵多将广，没做任何防备。黄盖来降之时，“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因而，面对黄盖突然发起的火攻，曹军上下猝不及防，人心大乱，迅速崩溃。

　　对不利客观情况估计不足。以短击长，用自己不擅长水战的军队对抗东吴水军；对水土不服易发瘟疫的环境估计不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操是因为军队遭遇了大规模疾病而撤退，瘟疫成了影响战局的因素。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曹操南到荆州之前，甚或在荆州作战阶段，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将为一个错误的决定付出惨痛的代价。曹操除了思想上骄傲轻敌，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既没看到己方的劣势，又没分析敌方的优势。最为关键的是，他忽视了江河作战的特殊性。仓促出师的结果是损兵折将、丧师失地，不仅到手的许多战略要地丢失了，而且元气大伤，不得不退回北方。孙、刘的力量在这次战争后分别得以壮大，曹操集团也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