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解纷智慧

以情理化争端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情理。《礼记·丧服四制》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说：“缘人情而制礼。”反过来，如果法律有悖于情理，法就等同于恶法或非法。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惩恶门·奸秽》云：“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南宋名相真德秀亦称：“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为政而不因风俗，不足言善政；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谓良法。”明代薛瑄《要语》认为：“法者，因天理，顺人情，而为之防范禁制。”可以说，传统法律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之一就是情理。

　　在古代，“情理”既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古代司法活动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准确、完全地使法律条文得以实现，更是借助法律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不仅是按照文本适用法律，使当事人得到实际利益的平衡，更是以情理使人们的内心得以平衡。古代的审判实践，是以情理为指导的实践，是以情理办事的实践；同时，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也是逐渐认识情理原则的活动，最终也是遵循情理原则的活动。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有许多案例反映了情理原则对判官、诉讼当事人实际指导的现实。

　　比如，《清明集·户婚门·赎屋·执同分赎屋地案》。案情大致是：毛永成兄毛汝良曾将兄弟共有田宅私下典卖于他户为业。十多年后，永成持“白约”（未经官府见证盖印的文书），状告其兄，并欲赎回田宅。依据法律规定：“典卖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追赎时效已过，而且永成所持契券为“白约”。

　　然而，判官认为：“大率小人瞒昧同分，私受自交易，多是历年不使知之，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此姑不论也。”被告也没有能证明所卖田宅是属于自己所有的凭证，“何以证永成‘白约’之伪乎？此不论也。”判官看重的一方面是“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一间，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若被自牧毁拆，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无以庇风雨，此人情也”。另一方面是典卖与陈潜的田里“有祖坟一所”，“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可见，判官认定此案中情理高于法律。

　　再比如，《清明集·户婚门·遗嘱·诸侄论索遗嘱钱案》。案情大致是：柳璟曾立遗嘱，每年给四个侄子钱财若干。履约数年后，柳氏妻儿违约。诸侄告至官府。因遗嘱真实，按律，柳氏妻儿应继续支付。然而，判官范西堂认为，虽然遗嘱真实，但从情理上来看，立嘱者原本并非真心愿以钱财与侄，其真实原因是恐“孤儿寡妇”遭受“侵欺”。最后判决销毁遗嘱。自此以后，各自以受分为业，不得侵欺孤寡。

　　到明清时期，以情理决讼的案例更多。据清《陆稼书判牍·兄弟争产之妙判》记载，陆陇其遇兄弟讼争财产：“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呼弟弟，彼呼哥哥……未及五声，已各泪下而沾襟，自愿息讼。”于是陆公判道：“夫同气同声，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所有财产统归长兄管理，弟则助其不及，挟其不足，……从此旧怨已消，新基共创，勉之，勉之。”在此案中，情理胜过法律，甚至事实本身。以情理处断，使诉讼双方真正从内心“旧怨已消”，便于日后和睦相处。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审判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思想无疑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挖掘其间的文化元素，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继承，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史鉴价值。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