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职业首次被标注类别：多层次、多途径、多模式培育数字人才成为“刚需”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分类大典》），公示期为2022年7月11日至21日。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包括8个大类、79个中类、449个小类、1636个细类（职业）。与2015年版《职业分类大典》相比，增加了法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等4个中类，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等15个小类，碳汇计量评估师等155个职业（含2015年版大典颁布后发布的新职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新版《职业分类大典》首次标注了数字职业类别（标注类别为“S”），并对数字特征明显的新职业予以分类标注，共标注数字职业97个。

　　多位业内人士和学者对记者表示，对数字职业进行标注，是职业分类工作的重要创新，在夯实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源或人才资源基础上，能切实保障和有效推进数字治理、数字安全和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对推动数字技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并由此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等，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职业应运而生

　　每年7月，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雪花梨成熟的季节，“90后”的赵明（化名）内心充满丰收的喜悦。从3月梨树刚刚绽放花蕾开始，赵明就已经忙碌起来，没等挂果，他就指导工人在果园内安装虫情测报灯，铺设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统，现在，赵明又开始忙着为果园设计一条智能化分拣线。

　　赵明说，他的身份是当地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他所服务的果园共有2000多亩土地，果园内的农事信息全部实现网上监管。他设计的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统，通过手机端就能自动进行精准的灌溉，成熟的雪花梨将来通过智能化分拣线后，会根据雪花梨的大小、形状、外观颜色、裂口瑕疵、含糖量等，自动分拣成4个等级，这些自动化设计，不但能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还会让雪花梨按品质等级分类，总体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今年6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18个新职业信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正是其中之一。根据公示中对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定义，这个新型职业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广和服务活动的人员。主要工作任务包括收集农业生产案例、分析数字化需求、组织实施农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等。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副处长郑福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仅在河北，专职和兼职农业数字化技术人员已达5000多名。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从无到有、群体不断壮大，是近年来数字化就业的一个缩影。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东坡对记者说，赵明所担任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既是农业技术员的“升级版”，又是数字化服务的“专办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应运而生，是数字化、网络化、产业化的必然，是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革中专业技能、岗位和人才需求上的反映。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映在就业上，催生了像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样一系列就业创业的新业态、新岗位，已经成为就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技术重塑社会劳动分工

　　近年来，数字经济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8.4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

　　数字经济相较于工业时代简单、封闭的经济模式，打破了时空界限，模糊了产业之间的边界，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都可以成为工作场景，劳动方式的改变催生数字职业，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因此而消失。例如，在新版《职业分类大典》中，将报关专业人员和报检专业人员2个职业整合为报关人员1个职业，此外，还取消了电报业务员等职业。

　　同为“90后”的冯涛（化名）曾在广东一家生产磨具的企业操作机床，公司在2020年引进数字控制机床后，因为操作数字控制机床必须编制加工程序，而编制这种程序，需要对机床上刀具和工件的相对运动轨迹、工艺参数进行计算。虽然工作环境更好了，公司给出的待遇也更高了，但面对数字控制机床的编程代码，冯涛却一窍不通，为此成为被裁的员工之一。

　　被公司裁员后，冯涛回到河南老家，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最终选择成为一名网约配送员。在当前数字化进程中，如冯涛这样的劳动者，从“单位人”到“平台人”的转变，已成为人力资源市场的一种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戚聿东认为，在数字化浪潮下，数字技术带来的实时交互能力加速了职业的大众化。伴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应运而生。新就业形态没有固定的用工模式，而是在发展中不断蜕变、进化。从业者面临的劳动关系也从一种相对的固化形态转向变化形态。

　　石东坡认为，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与关键，已经并将持续重塑社会劳动分工，包括对劳动者分布的结构调整。这突出地表现在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数量、规模与类型将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重点；与之相应的，是低技能含量的某些劳动岗位将萎缩甚至消失，或转入新型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整体上就会促使就业市场弹性的提高，同时也会加快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升。

　　数字人才标准和法规需完善

　　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推动力量，2021年3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021年）》，深入分析研判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特征、存在的问题，指出目前数字化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该报告称：“我国教育体制以注重培养专业化人才为主，导致现阶段既了解传统行业技术、业务流程与发展需求，又能够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缺乏，有融合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更是紧缺。”

　　一方面数字人才面临着较大的缺口，另一方面多个地方政府都立足数字经济持续深耕，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记者梳理发现，包括广东、上海、天津、山东、浙江等多地已印发文件或者召开会议，明确未来几年数字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

　　2021年6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左右。”2021年10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提出：“到2023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不低于55%。”2022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其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底，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大于60%。”

　　石东坡表示，“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生大量投资机会，尤其在引领智能制造方面，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将催生更多的数字职业。未来数字化人才供给将面临较大缺口，对此予以法制化的促进正当其时。

　　以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2021年3月1日实施为标志，立法保障和助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的深度发展进入新阶段，广东、河南、北京等地陆续颁行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其中都有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及其职业化发展的制度赋能。比如《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扶持政策，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培养。

　　数字经济给国内的就业市场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数字职业带来多元化就业通道，对学校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加快形成数字职业人才选拔、培养、认证的职业教育体系。数字职业在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公示、发布后，还需要尽快开发相应职业技能标准，加快规范相关职业教育专业和培训项目，完善教学培训内容，开发新教材新课程，确保数字职业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强化社会培训和终身教育，加强数字职业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力度，建立企业导师制，推动企业在学生学什么、怎么学甚至如何考等关键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打造“校中厂”“厂中校”“学习岛”等校企合作新载体，实现人才培养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

　　石东坡认为，目前数字人才已日渐成为“刚需”，面临着数量型短缺、素质型短缺和结构型短缺三类问题，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治理深化的突出痛点，因此，需要产、教、科更紧密地融合，多层次、多途径和多模式地培育数字人才，方能有力保障数据资源红利、数字技术红利，切实依托数字人才红利转化为数字经济红利。

　　同时，数字人才、数字职业的独立化、专门化和多样化，正在改变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数字人才和用工单位、平台媒介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确认、法律调整的特殊性日渐凸显，这需要加快健全完善围绕数字人才、数字职业的劳动合同、劳动监察等方面的法律规则，出台相应灵活的用工监管、服务与保障政策，解决数字职业灵活用工中合同签订比例低、用工秩序混乱、社保缴存比例低、商业保险缺少保障等问题。此外，需要健全完善数字职业的数字安全法规，加强从业人员的数字安全教育，提升数字安全法治意识，增强数字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