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特色及其当代意蕴

　　中华传统法律历经洗练，存留精华，是影响中国传统乃至当下的重要文明成果，具体体现为道德法律互为表里、天理国法人情共治、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无讼和谐的治理追求等特色，这些特色均受到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之影响。正是这些成果，让中华传统法文化展现出了“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为当下国家治理调制出了弥足珍贵的底色。

　　道德法律互为表里

　　德礼政刑“四端”乃治国之基础，不可偏废，但是应该以“德礼”的普及为追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为德礼教化可以使民众变被动守法为主动守法，即“有耻且格”。就此而言，儒家所言的“政刑”观已被赋予了教化意义，正所谓“政者，正也”。汉儒认为，“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这与法家在秦时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颇有类似，但法之基点建立在威权专制基础上，与儒家所要求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有所区别。

　　汉朝对用法家之法的秦朝进行了反思。第一，将德礼政刑之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德主刑辅”，董仲舒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人类社会之发展亦是阴阳演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为政的手段可以与阴阳变化相比附：“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如此成就了“外儒内法”的核心治理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第二，将儒学由“圣人之学”变为统治者之学，让儒家思想更为实用。先秦儒学过于强调教化，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相对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言，汉儒更注重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汉代认识到秦朝灭亡的原因在思想而不在制度，秦法或许能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施行，于是“汉承秦制”，国家治理趋于现实和成熟。

　　天理国法人情共治

　　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便是律法禁止父子相隐（隐瞒罪行），也不能机械地适用，还要考虑天理人情，如此才是“正直”审断。“人情”就是儒家礼教提倡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为礼之核心原则，此乃天然之本性。人生在世，要恰如其分地尽到为人之父、为人之子、为人之君、为人之臣、为人之长、为人之幼、为人之夫、为人之妻的责任，便是“自然而然”。儒家思想正是注重天理与人情的关联，借以论证为何选择情理法交融的国家治理模式。

　　汉儒认为，“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看似与天理人情冲突的律法，如果借助判官之手，能够发掘立法原意，顺乎天理人情，便能形成民风淳朴，上下无欺的社会风尚。而呆板地谨遵法条，反倒会让官吏变得刻薄，成为“酷吏”，百姓变得诡诈，成为“刁民”或“讼棍”。例如“被污恶言”而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的汉代酷吏张汤“由于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状，皆穷根本”，而被时人斥责为“诈忠”。与张汤不同，宋代包拯虽“立朝刚毅”，但却受人敬仰。这是因为包拯有执法如山的一面，还有“恶吏苛刻，务憨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的一面。只有与天理人情以及源自于此的道德相一致时，法律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便是中国传统法的伦理性。

　　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法相比，人是治国之首要。这里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君主的知人善任和官吏的良好素质更为重要。其二，君主的表率作用超过了法令的强制。因此，儒家看重的“人治”便是“善良之治”，是“圣人之治”。

　　荀子进一步将孔子的“人治”思想系统化。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因为“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之法方能确保法之良善。同样，荀子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法之实施在于君的示范效应，是谓“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当然，法的灵活适用更是依赖君子的智慧，“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法自君出，官员没有解释法律的正当性，但可以用“君子”之德性灵活适用法律。众人对法的信赖，不只是看法的形式完美，更要看执法之人是否良善。法纪之存在决定于用法之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这是古代民众崇拜明君与清官的根本缘由。

　　无讼和谐的治理秩序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讼，意指民事纠纷，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争讼之事无法避免。如何解决争讼之事，常人的态度便是“无讼”，即解决民事纷争尽可能自我消解，而非动用官府资源，依赖公力救济。传统中国宗法社会，人情世故颇为重要，民事案件多关乎本宗隐私，闹上公堂，必然引起街坊邻里的非议甚至嘲弄。官方也通过多种息讼之法来推动无讼理想的实现，且将讼案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标准。处理民事纠纷，官府提倡“无讼”，且利用家法、乡规、村约等化解，意在回归和谐的世道人心。当然，对于刑案之处理，儒家毫不避讳刑的作用，但是强调“先教而后刑”，刑的目的还是教化。

　　山西平遥县衙大门的楹联颇能概括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上联云：“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下联曰：“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世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公堂是官民交互的重要场所，上联直接表达了强烈的无讼和谐追求，且从农业经济社会考虑息讼之必要；下联陈述了官员要具备天理国法人情世故兼收并蓄的素养，且从表率榜样以及终极报应上劝诫为官之道。这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之真意。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加强研究阐发、公共普及、传承运用，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分别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州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