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母校的三个瞬间

　　作者档案：

　　邹艳晖，吉林长春人，2009年9月至2013年6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任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光，是我人生特别美好的一段日子。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总是莫名感觉到空气中散发着幸福的味道。其中，有三个瞬间，令人特别难忘。

　　许崇德老师的宪法课堂

　　2009年某个阳光洒满校园的午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许崇德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回荡在干净整洁的教室——他正在给2009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讲授宪法。

　　当时，80岁高龄的许老师，已经给我们讲授宪法课程一小时有余，大家担心许老师身体吃不消，提出让他先休息一会儿。许老师微笑着说：“我喜欢一气呵成，如果中间休息，我的思路就会被打断。若同学想喝水，直接去就可以。”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许老师不徐不疾为我们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史。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老师见证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并不断发展的历程。他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1982年宪法修改，还参与起草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我国宪法制度及宪法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长达70万字（该专著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但给我们上课时，许老师仍然认真备课，精心准备讲义。

　　眼前这位和蔼可亲、淡泊宁静、博学多识、白发苍苍的老人，与母校法学楼725会议室墙上的一幅署名为崇德的山水画，相映成辉，让我终生难忘。每每回首，总记得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片刻即永恒。如今，虽然许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微笑着为我们讲授宪法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后来，读到胡锦光老师2014年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追忆许崇德老师”一文，我才知道，许老师关于香港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以后，香港的一小部分人在许老师的照片上划叉，并将一颗子弹寄给他。面对这颗子弹，许老师一笑置之，继续撰写相关文章。

　　导师杨建顺老师的教诲

　　2011年，一个薄雾散尽的早晨，我敲开恩师杨建顺老师研究室的门。进入杨老师的研究室，书架上、案头上全是书。杨老师有很早就到办公室的习惯，看到我来了，他温和地看着我。我告诉杨老师，我想更换毕业论文题目。

　　杨老师沉默着离开书桌，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极少见到严肃的杨老师，说心里话，当时还有些惧怕。杨老师平静地问我，为什么要换题目？我告诉他，很多人对我的选题“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的义务”提出质疑，并告诉了他大家质疑的理由。杨老师郑重地对我说：“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要坚持独立思考。经过自己慎重思考确定的选题，就要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这使我颇受启发，终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转眼离开母校8年了，毕业后，我一直围绕着自己博士研究生阶段确定的论文选题方向开展研究，并以该题目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如今，回想起来，非常感谢导师不但肯定了我的选题，而且给予我莫大的精神鼓励。

　　虽然当初我确定论文题目的过程十分痛苦，我也曾经为此犹豫、彷徨过，但是当我克服困难坚定地走过来，并在如今将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之后，我发现对这个话题的研究让我体会到了更多快乐。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当我再去拜见导师并感谢他帮我保住本想放弃的选题时，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公民健康权的国家义务这个研究领域是一个‘富矿’，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并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多出成果。他还特意叮嘱我，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多回馈社会。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力量。

　　开题现场变成学术盛宴

　　2011年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母校明德法学楼725室，我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活动正在进行中。起初，我内心忐忑，十分担心自己无法顺利通过本次学位论文开题“大考”。事实证明，我多虑了。

　　当我小心谨慎地介绍完自己学位论文的主干内容后，韩大元、胡锦光、莫于川、王贵松等老师，还有我的导师——杨建顺老师，纷纷为我的学位论文“把脉”“支招”，这让困扰我多时的难题一一得到了解决。

　　对于我的论文题目、论文篇章结构等，各位老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甚至各位老师就如何让我论文中的图表设计更合理更美观、脚注标注更规范、具体文字表述细节更完美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们不仅为我答疑解惑，还彼此之间不断交流，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撰写出更优秀的学位论文。这让我备受感动，终生难忘。

　　再回首昔日我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活动，准确地说，它是一场小小的学术盛宴。是的，母校各位老师扎实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俨然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它永远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给母校增光添彩。前路漫漫，唯有加倍努力，方能回馈母校的潜心栽培、老师们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