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社会治理“组合拳”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抗击疫情、防汛救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以来，全国各地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不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党建引领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天津将党建引领与依靠群众相结合，作为破解基层治理突出问题的“金钥匙”，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满园里小区于2002年建立，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纠纷不断于2007年撤出，随后进驻的两家物业公司也先后撤出。2010年开始，该小区进入无物业服务状态，小区内违建遍地开花、绿地荡然无存、车位随意圈占，楼栋防盗门及小区内路灯全部损坏……

　　随着天津全面压实党建责任，强化社区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轴心作用，在街道党工委支持下，天津市河北区宁园街润园里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满园里小区的无序状态。

　　2017年，随着业委会的成立，临时进驻的物业公司因为得到业主认可，与业委会正式订立物业服务合同。小区修建了大门和门卫室，清理了地锁，疏通了消防通道，55个楼门前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还装上了小区监控……针对停车难问题，物业公司拿出自己经营的附近停车场部分车位服务住户。政府投入资金，重修小区路面，建设健身花园和小区停车场，面积不大的满园里小区如今干净整洁、有序。通过加强社区党建，社区党委发挥“红色引擎”作用，小区业委会实现党员过半数，建立了小区党建联席会制度，定期听取物业公司、业委会工作汇报，讨论决定重要事务。

　　把党的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是天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2019年2月，天津在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和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做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平安中国建设，群众既是最大受益者，又是广大建设者。

　　今年80岁的王银清，是天津河西区广顺园社区居民，也是“河西大姐”平安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作为平安志愿者，我们每天在小区里到处转转看看，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及时上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介绍，该社区共150多人加入“河西大姐”，为社区和谐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今“河西大姐”“南开红哨”“北辰百姓”等众多志愿服务队伍，在天津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群众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在天津市城乡社区，全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基层党员群众办事、议事的中心，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窗口。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津海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延伟每天都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汇总梳理近期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村内125名党员，通过包片管理，送政策、送服务，确保第一时间向困难家庭伸出援助之手。同时，村里还设置矛盾纠纷调处室、心理咨询室、乡村警务室，将多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近年来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目标。

　　夯实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治理水平。 “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乡镇”，必须推动力量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目前，浙江政法领域民生服务事项审批流程不断简化，审批时间大幅缩短。公安部门除涉密事项外，所有企业和个人民生事项均实现“网上办”，144个高频民生事项实现“一证通办”，民生事项“一证通办”率为94.7%，73个高频民生事项实现全流程“跑零次”。

　　特别是，浙江坚持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推广群防群治、人民调解、社会心理服务等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经验做法，让人民群众成为平安建设的实践参与者、成效评价者和成果享有者。

　　“乌镇管家”“德清嫂”“武林大妈”“东海渔嫂”“红枫义警”“西湖群众”……近年来，一大批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志愿者品牌不断涌现。

　　近期，浙江还在调研基础上，研究提出“十四五”平安浙江建设规划建议，启动《浙江省平安建设工作条例》的立法工作。

　　北京法院加强诉源治理，推进立案阶段“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改革。495名常驻法院特邀调解员、347名速裁法官及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共同组建“1+N”调裁审判团队，由速裁法官对特邀调解员进行“一对一”指导、审查、监督；与110家调解组织建立诉调对接关系，吸纳2090名行业性专业性特邀调解员，覆盖房地产、金融、医疗、互联网等20余个领域，将调解阶段拓展到诉前、诉中及执行全流程。同时，制定《关于规范先行调解工作的操作规程》《民事速裁快审案件审理工作规范》等19个规范性文件，让简单案件驶上速裁快车道。

　　安徽出台《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探索开展“最多访一次”试点、宣城市“七大调解法”、宿州市民间“乡贤”调解法、桐城市“六尺巷调解法”。

　　科技赋能疫情期间社会治理

　　疫情防控期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力量，在风险识别管控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科技赋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西省鄱阳湖区按照无人机巡查、视频天网巡查、船艇巡查、车辆巡查、徒步巡查，严查船只、严查湖滩（岛）、严查闸口的“五巡三查”工作机制，强化巡查管控，保护当地生态环境；2019年，鄱阳湖联合巡逻执法联勤指挥中心及联合巡逻执法勤务光电雷达系统在蛇山岛投入使用，以蛇山岛为中心，覆盖半径30公里，并整合警用无人机，实现了湖区全时空监控，实现管理手段由“人力”到“科技”转变。

　　围绕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四川打造示范样本培育出成都、内江、自贡市富顺县等一批智能化建设应用的先进地区，形成一批典型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四川利用已建立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村、社区、家庭、交通节点等监测排查，防止疫情输入、扩散和输出。

　　河北廊坊市凭借“大数据+网格化+大联动”，彰显出智慧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优势。疫情防控期间，当地社区对海量信息关联分析、碰撞比对，实现主动预测预警预防。同时，研发智慧社区手机App，实时接收平台发布的预警信息。

　　北京市海淀区正在建设的“城市大脑”新模式，实时动态掌握疫情防控关键点、社会风险突出点等情况……努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区。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的便民服务业务纷纷上网，在手机App上实现查询事故处理进度、结果，群众网上办、自助办越来越普及，车管业务实现从“面对面”到“指尖办”跨越式转变。

　　如今，在上海、广东、贵州等地，大数据精准防控公共安全风险，科技创新在平安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为未来打开了更广阔的前景。

　　建立健全扫黑除恶长效机制

　　扫黑除恶，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是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收官阶段，但收官不收场，各地积极构建和探索扫黑除恶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效运行。

　　北京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自然环保、市场流通、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11个重点行业治理中形成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行业治理源头过程末端管控一体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执法资源信息力量有效统筹的重点行业平安建设协调机制。

　　为推动扫黑除恶常治长效，江西出台《打击防范黑恶违法犯罪推动长效常治的指导意见》，并制定相应配套文件，实现长效联动。

　　针对中央部署的十大重点行业领域整治，江西结合实际拓展为水利、环保、民政等15个行业领域，分别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并制定长效常治配套实施办法。目前，15个行业配套文件均已出台；同时构建依法打击机制，健全落实线索排查和分级处置纪委公安双向“签字背书”等举措，做到对黑恶势力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安徽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工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制定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强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推进“一案一整治”，形成“办理一批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项制度”的良性循环。

　　山东制定《山东省扫黑除恶工作实施办法》，随着专项斗争的逐步深入，又先后出台领导包案、行刑衔接、第三方评价、激励政法干警担当作为等30多项制度意见，重点围绕“预防、打击、治理”三个层面，探索建立扫黑除恶长效机制，为推动专项斗争深入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扫黑除恶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只要黑恶势力一天不除，打击和治理工作就一刻不停止。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全国政法系统必须打好“组合拳”，不断拓展平安中国建设的广度、深度，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