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科场舞弊案背后的清代法治

　　清代两起著名的乡试舞弊案——周福清贿赂案、丁酉科场案，折射出清代科场的积弊。但清朝法律严惩科场官员受贿，周福清作弊未遂，入狱8年，周家迅速败落；后者两名考官被立斩、没收家产、父母兄弟妻子被流放。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丁某、陈某等人因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被判处3年、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严惩考试舞弊，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清代两起著名的乡试舞弊案——周福清贿赂案、丁酉科场案，前者让周氏家族陷入败落，后者处决相关人员19人。

　　晚清时期，吏治腐败，科举考试中，冒名顶替者日渐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福清贿赂案发生了。

　　作弊未遂，被判斩监候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在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举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成为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任知县。光绪四年（1878年），因事参劾革职，周福清被降为教官，次年花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成为京城从七品小官。

　　光绪十九年（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亲去世，按照清制，周回乡居丧3年。回浙江为母亲守制不久，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报名参加这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无意间，周福清得知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恰是22年前与他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遂动了心思。

　　这年7月25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静候殷如璋的官船。两天后，殷如璋乘官船到达苏州码头。为避人耳目，周福清留在船上，派家仆陶阿顺代送“关节”（考生直接或间接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诗文某处做何记号，用何字眼。周福清暗订的“关节”是“宸忠”“茂育”，专门写在一张纸上；另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

　　陶阿顺到考官船后，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聊天，他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让他先回去。谁知，陶阿顺当着众人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不给个回条？殷如璋又气又恼，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

　　案发后，朝廷下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清史稿》）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到会稽县衙投案自首，会稽县转押省城，送杭州受审。几经周折，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0日奏报朝廷。浙江巡抚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应处斩，但考虑到他作弊未遂，1万元洋银赃款只是口头承诺，且有投案自首情节，建议从轻处理。

　　但光绪没有采纳浙江巡抚及刑部的建议。1893年12月25日，光绪看完周福清贿赂案奏折后，立即下旨宣布处周福清死罪，但“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未被“处决”，减刑为“牢固监禁”，遂被关押在杭州监狱，服刑8年。

　　8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周福清遇皇家大赦，获准释放，出狱后第3年逝世。这起科场舞弊案让周家迅速败落，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不仅没当上举人，连此前考取的秀才功名也被革除。挥不去的伤感，使周用吉35岁就离开了人世。这也让鲁迅小时候先随母亲下乡避难，再到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庄”（《呐喊·自序》）。

　　科场官员受贿，可立斩

　　周福清贿赂案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不妨先看看丁酉科场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10月16日，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参奏：“乡会大典，慎选考官，无非欲矢公矢慎，登进真才，北闱（指顺天乡试）放榜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臣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而贿买得中……”（《顺治实录》卷一一二）

　　任克溥举报的顺天乡试、考官收受贿赂是否属实？史料记载，这次顺天乡试考生共4000余人，贡监生约1700人，开科中榜者仅206人。因名额稀缺，部分出身于缙绅氏族、大地主阶级的考生为榜上有名，便拉关系、贿赂考官。科举考官或为贪图私利，或想借此结纳权贵，最终内定中榜考生达到1000余人，远超过朝廷下发的名额。该案引发朝野震惊。

　　顺治下令调查得知，任克溥，山东聊城人，七品小官，所报之事经调查核实无误，遂意欲对李振邺、张我朴两人斩立决。李振邺、张我朴收贿3000两银子，依照清律是否该立斩？

　　《大清律·官吏受财》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说事过钱者，有禄人，减受钱人一等。无禄人，减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有赃者（过钱而又受钱），计赃从重论（若赃重从本律）。”

　　如何计赃从重论？大清律按照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有禄人又分为收人钱财“枉法”“不枉法”两种情形：

　　“枉法”者，收受1两银子杖70；25两银子以上45两银子以下，除被处杖刑外，将被拘留1-3年；收受45两银子以上55两银子以下，除杖100外，将被流放2000里至3000里；收受80两银子以上，将被处实刑，绞监候，即根据情节或斩立决，或秋后问斩。

　　“不枉法”者，即虽收受贿赂，但没有枉法办事的人。收受1两银子以下，杖60；1两之上至10两杖70；50两以上90两以下，除被处杖刑外，将被拘留1-3年；100两银子以上120两以下，除受杖刑100外，将被流放；收受120两银子以上，将被绞监候。

　　“无禄人”枉法，参考“有禄人”执行，可“扶同听行及故纵之类”；不枉法，收受贿赂120两银子以上，可以免斩立决、绞监候，但“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李振邺、张我朴收贿3000两银子，即使两人平分，也足以被判斩立决。据《顺治实录》记载，两人“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念及涉及人数众多，顺治从宽处理，对行贿考生各罚40板，再同其父母兄弟流放至尚阳堡。

　　丁酉科场案考生行贿，从轻处罚，尚各罚40板，其父母兄弟被流放，周福清托人给主考官殷如璋“说事送礼”处罚难免。按照大清律，参与“说事过钱者，有禄人，减受钱人一等。”因此，京城从七品小官周福清欲送洋银万元，依律，“不枉法”也将被绞监候。

　　清代的每次科场大案都牵连甚广，但比这更隐蔽的还有“割卷”。据清人朱克敬的《瞑庵杂识》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湖南乡试，富家子傅进贤贿以1200两银子贿赂考官攀顺承。攀顺承将他人试卷拿出来，让傅进贤照抄一份，然后用假印使卷子密封如初。

　　案发后，攀顺承临刑前说，这样的事有什么奇怪的？之前湖南新化有个姓戴的人，“历试八科均中试，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监斩官怕节外生枝，立即将其行刑。攀顺承道出了清代科场的积弊。这与清代乡试中的作弊方法——冒商籍也有关。清代商籍在科举方面有专门的录取额，因为不占其余人名额，所以只要商籍家族不举报，便可以应考。